郑磊:回归亚当·斯密古典传统

——经济与社会行为的统一理论模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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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磊  
那么这个后行者就可能会回报他的善意。而后行者将从一个假设的公正、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彻底的私密性会诱使受试者做出更加利己的选择。在单匿名和双匿名条件下的行为差异证实了原则4a与4b,人们不但渴望得到赞扬,还渴望自己应得到赞扬(并且避免怪罪他人或被他人怪罪)。当我们在匿名的互动中加入不可能观察到每个人所做选择的实验者,人们的决策变得更加利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指出公正的旁观者对这个“明智的人”具有异常大的约束力。我们所遵从的规则来自与他人的同感共情和自我控制。由于实验者不能观察到受试者的身份,自我控制力减弱,这正是压垮合作的决定因素。

  

   在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如何影响后行者时,先行者无法确定后行者是否会因“自己选择相信后者值得信任而选择合作”。如果没有人知道另一个人的收益,在这种互动情境下,回报善行推论就无法用于判断每个人的行动是否合宜(原则5、6);因此受试者在这个博弈环境下表现出了更明显的自爱,且不会因有公正旁观者而有所顾忌。

  

   意图是公正旁观者对他人行为进行合适判断的核心能力,也因此是判断合适反应的关键所在。使用斯密的模型,我们将受试者的行为解释成是受到规则支配的良好和不良行为标准的表达。如果确如斯密所说“善意带来善意”,当受试者通过经验“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善意”环境中,每个受试者的公正旁观者都会随时间推移而更新信念,促使受试者反思其经历到的善意行为。实验中,每个人都是基于之前的情况和对未来互动行为的预期做出决策。第一个决定对他们的共情响应状态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并且能够用于预测他们后续的行为。这些受试者展示出很强的倾向,他们的行为符合仁慈命题1和回报善行推论。

  

   这些博弈实验具有可复制性。结果符合仁慈命题1:如果先行者将决策权交给后行者,这个行为毫无疑问地表达了善意,因为对合作的提议是无条件的,并不涉及针对不合作的任何惩罚。因为善行总是不计成本的,且不能被强索(仁慈命题2),先行者的合作行为使三分之二的后行者对合作的提议做出了互利的反应,即同样选择了合作。但是在惩罚版的信任博弈中,后行者可以把先行者选择合作解读为其试图强求合作,因为这个选择也可能包含着惩罚不合作的威胁。一个包含威胁的合作提议并不是一个信任行为,因此也就解除了被信任者需要对得起信任的道德责任。因此,先行者此时相当于发送了一个模糊信号,而更少的后行者选择了合作。当信任受到怀疑时,值得信任就失去了意义。《道德情操论》清晰地论述了这样的社会破坏后果:“社会…无法在那些相互准备伤害的人中维持平衡”。一旦伤害开始,相互怨憎和仇恨就会产生,社会的所有联结都被打碎。

  

   斯密理论既不立足于效用,也不要求市场信息完备性,只是从行为人及其感受、反应和互动的角度出发,观察后果对社会或经济的影响。这个理论对双人博弈中观察到的个人的社会性行为提出了新见解。

  

   五、进一步的思考

  

   合作是人类文明的特征,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斯密模型提供了关于合作行为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认识,在提高了解释力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和商榷的问题。

  

   (一)社会性机制与纯粹市场机制的分野

  

   合作博弈的研究成果众多,基本都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之上。新古典学派和行为经济学都将“愉悦感(pleasure)”用“效用”来说明,把对他人命运(或幸福)的关心归于利他主义或“社会效用”。而斯密所说的“愉悦感”指的是对一件事情感觉良好,即人们互相共情并因此获得愉悦感受。斯密对行为的解释始终根植于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共情。斯密是从行为的出发点而非行为结果考虑的。

  

   迄今为止,经济学为解决这个矛盾提出了两种理论:第一种是在个人效用最大化中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第二种方式是认定社会交易只是互利经济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两种都具有循环逻辑特征,似乎挽救了新古典效用最大化模型,使其合法化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却都无法解决问题,导致人们开始从根源上重新思考人类的社会性(human sociability)。

  

   经济学实验研究发现:在简单最后通牒博弈与信任博弈中采用同样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无法预测系统性的可重复出现的结果。在信任博弈实验里,匿名配对的受试者明显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在个人、社会交往中的关心照顾、利他和相互依赖特征。彼此信任的行为得到了巨大回馈。在最后通牒博弈里,有些提议者大方地建议两人平分一笔钱,而回应者通常只接受大方的提议而拒绝了吝啬的分配建议。更复杂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了效用最大化理论需要补充完善。

  

   斯密的模型没有将行为的后果及其效用考虑在内,也没有考虑社会偏好。他的出发点是人的行动本身是一种信息,也是交流内容的一部分,要当作信号并做出回应。斯密认为“自爱”这一常识让人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境判断行为的利弊得失。假如一个行为给别人带来回馈的是更多的资源(钱、物品或者服务),它就是有益的;而如果这个行为给别人带来的是更少的资源,那么它就是有害的。基于此,我们会根据各种选择可能性,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意图是好还是坏。

  

   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设计实验,探索这些行为重复出现的原因,很快得出结论:情境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从观察结果看,相比于不同的回报水平,不同情境对实验中观测到的行为的影响更大,也更多样。这样就避免了人们盲目根据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决策。(13)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机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Smith和Wilson,2019)[6]。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不采用新古典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博弈中得到对合作现象的解释,甚至能够从中提取出与斯密理论所强调原则相似的命题。以“无限次重复囚徒博弈”为例,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1984)[7]通过“计算机竞赛”验证了“一报还一报”策略能够促进合作行为的形成。这个实验的对象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两个利己者的单次囚徒博弈,结果必然是选择背叛对方。如果进行无限次,就会演变成合作的结果。在以相互回报为基础的人之间,一旦有交往的可能,合作便会出现。而这种基于回报的合作一旦建立,就能防止其他不太合作的策略的侵入,这种社会进化是不可逆的。朋友关系不是合作产生的必要条件,在适当条件下,在对抗双方中也可以产生基于回报的合作。不仅人类社会,基于回报的合作在生物世界也是稳定的(Bloom,2016)[8]。

  

   我们发现这个遵循市场逻辑的博弈其实也内含了斯密给出的与社会性有关的命题。这个博弈无须预设太多约束性假设,受益者的收益不一定要可比较,也不必对称,回报的“意图”更重要;无须假设受试者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他们的行为可以是受直觉、习惯等驱使,而不必是有意识的选择;而且“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包括了斯密所说的正向和反向回报(14)。但是这个策略也有缺陷,即如果一方选择背叛,则另一方必然反击,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所以,此时共情和意图非常重要,坚持公平也是基于回报的规则的基本特征。而且一个采用基于回报策略的社会确实能够自我控制(自律)。此时的利他主义本质上遵循的仍然是“好的多多益善,不好的越少越好”,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伦理。在这样的博弈中,最佳做法就是:不要首先背叛(不合作);不要嫉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耍小聪明而发出让对方曲解意图的信号。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基于市场机制设计的博弈实验,其实和斯密的社会化互动机制的博弈实验具有共同点,这足以说明效用最大化和理性人假设对于解释和预测一般市场和社会生活中的合作行为不是必要的,侧面支持了社会性这个维度的重要作用。

  

   (二)斯密模型有待完善之处

  

   斯密理论也有自身的薄弱之处,我们主要讨论两点。

  

   1.对主观判断的依赖。我们如何才能信任不认识的人呢?这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性格,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具体情境允许人们以过去经历的记忆作为实例,引导人采取具有正当性的行为,未来发生的结果取决于行为人与他人的关系。但是,人的很多行为具有不确定性。(15)斯密承认行为会受到不确定性和对方行为的驱动:在不断的社会交往与交易中,人们调整自己对不同行为的反应,从而从交易中获利,使自己和他人得到改善。另外,对一方行为意图的认知来自想象对方可能产生的感受。具体做法是在博弈决策树的每个节点上,采用反向归纳来确定谁被损害或得益于某一个行动,并判断行动的意图。给定损害或得益时,对方的意图通过其采取行动的机会成本来推断。有时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推测。

  

   2.斯密理论实际假设人并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具有正常人具有的共情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会碰到一些损人利己或贪小便宜的人,也有一些人由于成长过程中的遭遇或者本身的心理缺陷,共情能力达不到正常水平。用这个理论进行解释或预测会失效。而其他非效用最大化的解释或更可行,比如基于回报的博弈,尽管回报算不上伦理道德的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这个模型尚无法成为解释合作现象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仍有待发展完善。

  

   (三)现实意义与启发

  

   在斯密的理论框架里,遵守规则的自律显然至关重要。自律是指养成了从一个公正旁观者的他人角度审视自己行为的习惯,斯密认为这种自律源于个人在当地社群的经历,在那里人们相互影响。人本能地会对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有意行为产生感激之情,对于故意伤害的行为表达厌憎。这些自然反应源于我们作为普通人的同感共情体验以及发自内心的认同。由于共情,我们也理解别人会有类似的情感反应,所以我们会自我控制,以便行为能够与其他人一致,并由此得到人们的“赞同”。(16)人们基于这样的经验出发,形成了有助于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两类紧密关联的规则:(1)社区盛行的良好和不良行为标准,反映了社会对正当和适当行为的共识;(2)个人遵守的规则,其合宜性和适当性要根据与社区规范是否一致来判断。(17)

  

   对于遵守规则的自律,还有其他解释。例如,在《道德情操论》中,成熟意味着学会遵守规则。换言之,自律可以随着社会阅历增加而被强化,非常年幼的孩子没有克己自制能力。(18)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得出结论:长辈应该在正常社会环境里,从小教育孩子树立基本伦理观念和关心他人利益。这种共情和价值观的培养是促进社会合作的好办法。

  

对于成年人来说,假如其行为遵循《道德情操论》中的公理、原则、定理和整个理论框架,所做的选择就是同理心与克己自制的一种表达方式,受到公平公正的旁观者监督,(19)并要求博弈者了解和确定谁是其他备选行为的潜在受害者或受益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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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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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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