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农业农村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2-09-24 01:45:57

进入专题: 大历史观     农业农村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     经济体制变迁  

高帆  

   内容提要:大历史观提供了理解经济演变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本文指出:大历史观不仅强调历史因素对经济变迁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应从长时段、本土化、整体性的视角来认识经济变迁,这三者分别从时间、空间、结构维度揭示了大历史观的特征。运用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可以发现:从时间维度看,农业农村发展是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时段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命题,并在不同阶段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多重贡献;从空间维度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是对已有国际经验或“一般规律”的简单验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国“自身的故事”;从结构维度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是嵌入在中国整体发展阶段和制度背景之中,是与城镇之间开展互动并伴随着制度变迁而推进的。立足于大历史观视域下予以审视,我国在政策层面必须动态理解农业农村发展及其作用,突破从经济效率来看待农业农村的局限,注重在城乡互动和体制变迁背景下探寻发展路径,并从农业农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中形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资源。

   关 键 词:大历史观  农业农村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  经济体制变迁

  

  

   在人类发展史上,农业是人猿揖别之后人类从事的首个产业,农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口集聚的主要区域,农业农村发展是贯穿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命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在我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随即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迄今为止,中国业已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而且伴随着农业农村形态的变迁以及城乡关系的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在历经站起来、富起来两个历史阶段之后,开始迈向强起来这个新的阶段和更为高远的现代化目标,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农村经济形态发生了从单一到多元的深刻转变,城乡经济关系也呈现出从割裂到融合的持续变迁。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1949~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1318亿吨增至6.6949亿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4元增至17131元,1949~2020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从10.64%增至63.89%。总体格局变迁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处在新的方位,站在新的起点,农业农村转变则意味着我国城乡关系呈现出新特征,正在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①。由上述两个变迁引申的问题是:应如何看待新时代的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或者说,农业农村发展对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个论断为深刻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根本遵循。基于这种判断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理解经济变迁的大历史观?为何要基于大历史观看待农业农村问题?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审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具有哪些引申含义?本文试图依据对大历史观的逻辑阐释,并结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路径来回应上述问题,以此对中国新时代的农业农村发展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一、“大历史观”的内涵及方法论特征

  

   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研究中,从历史视角审视经济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任何经济活动的展开、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事物的变迁,都不是与“过去”完全割裂而突然发生的,它总受到此前状态的影响并表现为时序意义上一系列变动连续累积的产物。只有将经济议题放在前后相继、承前启后的演化进程中去理解,才能清楚当下的经济事物从哪里来、到何处去、有哪些特征、为何有这些特征等等。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惯例”“锁住”“路径依赖”等就深刻揭示了历史因素在经济事物动态演变中的作用。“历史是重要的,这部分是由于每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都带有过去的痕迹”②。既然经济事物在时序上表现为“过去的痕迹”的连续累积以及在累积基础上产生的变革,那么历史分析对于清晰、深刻地理解经济事物的变动逻辑,进而推演后续的演变趋向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历史分析是形成实践经验、进而提炼出经济规律的基础方法。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随即成为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创新程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并特别注重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不仅在理论上阐述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等概念,而且分析了英国工业部门的工作日的历史演变过程。约瑟夫·熊彼特也将历史分析视为开展经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基石,其1939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将历史视为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基本维度;其1954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史》导言则写道:“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理论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归入三个论题之下:历史、统计学和‘理论’。”正是考虑到历史分析对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相对于理论建构,“最大的学术缺失是没有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新中国经济史的发展,严重缺失”③。

  

   历史分析对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问题不在于强调历史因素对经济研究、对理解经济变迁的重要性,而在于判断应用怎样的历史观点来看待经济事物的演变,即历史观的选择问题。相对于一般性地强调历史因素在经济演变中的重要性,并将这些历史因素局限在一个较小时段、且侧重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来看待变迁,或基于“重演律”而采用他国经验来理解问题,“大历史观”更有助于揭示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和长期趋势。从理论上说,大历史观是从更长远、更宏大、更具结构化的视角来理解历史因素及其对经济变迁的作用。大历史观首先是指在较长的历史演变中把握变量之间的关联,以及因这种关联而呈现的规律性特征。历史考察所包含的时段越长,其变量之间的关联方式呈现就越是充分、内在规律就越是稳定。显然,在时间维度上,“长时段”是大历史观的第一个重要内涵。这里的“长时段”是指这一时段应能够涵盖某个国家在基本社会制度确立之后经济事物演变的完整历程,并基于这种完整历程去把握变量之间较为稳定的关联关系。基于长时段的分析,人们才能在变量影响关系充分展现的基础上,解释经济事物的“过去”如何转化为“现在”,进而在变量影响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预判“现在”如何走向“未来”。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为解释经济事物过去、现在、将来及其内在联系提供了条件,经济事物之所以能够“承前启后”就在于其隐含的变量影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而长时段分析就是要揭示这种相对稳定的变量影响机制。“这就是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④

  

   “大历史观”不仅是指时序维度的“长时段”,而且是指空间维度的“本土化”。历史因素对经济事物的演变产生重要作用,经济活动和制度演进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而不同国家在禀赋资源、地理位置、社会制度等方面不完全相同,因此,其经济活动和制度演变的长期演变轨迹才呈现出多样性。在国别意义上,经济事物演变往往既有适合于所有情况的“一般规律”或“跨国经验”,同时也有契合于特定国家具体状况的“独特趋势”或“本土特征”。就此而言,大历史观在空间维度为理解经济变迁提供了广阔视野,即它强调将经济事物演变的“一般性—本土化”有机结合起来,理解特定国家的经济变迁,需要有国际视野和一般理论作为“参照”,但不能用一般理论取代或否定特定国家经济演变“自身的故事”,也不能在政策制定中将其他国家的做法移植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一个一般性理论可以粗陋地掩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所有历史和地理区别”⑤。从承认并重视本土化特征出发,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是阐释中国经济“特色”的内涵和指向。例如,杨春学⑥强调中华文明与欧美文化存在着整体主义国家观和个体主义国家观的突出差别,Xu Chenggang⑦则提炼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地方分权化治理体制。显然,基于大历史观视域来理解经济事物,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既理解该事物演变的一般趋势,又注重探究该事物变动的本土特征,进而在两者“比对”的基础上揭示特定国家某个经济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这相对于移植或照搬国际经验更能形成对特定经济现象的精准阐释。

  

   除了时间、空间维度之外,大历史观还意味着在结构维度,应从系统的、整体的、关联的角度理解某个经济事物的产生、运行及效应。大历史观不仅是时段的延长、空间的扩展,同时也是对经济事物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以及与国民经济体系中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彰显。在现代社会,特定国家的某种经济事物总是表现为在给定的经济制度安排下,多个参与主体通过不同形式的决策和交互行为而形成的产物,这些结果反过来又成为影响后续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因此,经济事物内部不同部分之间是有结构特征的,其与经济体系中其他部分之间也是有结构特征的,不存在独立于其他主体、其他要素、其他部门的孤岛式经济活动,某个经济事物的运行及演变产生的影响也不可能仅局限在本领域。就此而言,大历史观“不是历史认识时空的延长或扩大,而意在强调根植于唯物史观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即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念”⑧。正是立足于经济运动的整体性这种宏大视野、且凸显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变动特征,蔡昉⑨将经济增长划分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新古典增长等几种类型,以此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转化关系的贯通解释。从上述理解出发,大历史观视域下的经济分析强调应将某种经济事物放置在国民经济体系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理解,以此阐述这一经济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结构”特征,阐释这一经济现象形成、演变所需要的禀赋条件和制度基础,而不是就某个部门谈某个部门,就某项产业谈某项产业,从单一或割裂的角度看待经济现象;应将经济事物放在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现代化整体目标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以此说明这一经济现象的演变逻辑、多重效应以及对发展目标的回应程度。

  

总而言之,历史分析对于深刻认识经济变迁至关重要,但在经济分析中如何处理历史因素却是一个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相对于短期化、片段式以及主要强调国际普遍经验的历史观,大历史观强调人们对特定国家某一经济事物的理解应立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逻辑统一,应充分关注一般性和本土化之间的比对关系,且应充分考虑经济事物内部不同部分及经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长时段、本土化、整体性是大历史观的基本内涵,它们分别从时间、空间、结构三个维度揭示了对经济事物开展历史分析的方法论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始终是中国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农业农村发展也始终是伴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正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问题、阐释农业农村发展的意义、探寻农业农村发展的路径,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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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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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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