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永:师者 道也——孟子师道论之探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2-09-22 20: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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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永  
可以说是一位贤人。“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孟子·万章上》)孟子亦不愿“自鬻”,但是对于国君赠送的给养,他是接受的,因为这是应该的。至于赠送金钱,孟子则是看情况而定,如齐王送了一百上等金,孟子拒绝了,因为没有任何的道理;宋王送了七十金,孟子接受了,因为宋王是以盘缠为名,孟子正准备远行;薛君送了五十金,孟子也接受了,因为路上不太平,孟子准备买些兵器,薛君也是以此为由来赠送的(《孟子·公孙丑下》)。

   二是不接受诸侯之征召。他与诸侯相处,如果对方待之以礼,他亦回之以礼;如果对方有所轻视,他亦有所抗拒。其书中载,齐王派人来传话,“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您肯来朝,我也将临朝办公,不晓得您是否愿意让我看到您呢?”孟子对来使宣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第二天,孟子准备去东郭大夫家里吊唁,公孙丑提醒道:“先生昨日托辞有病,谢绝王的召见,今天又出去参加,恐怕不妥吧?”孟子答道:“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公开活动呢?”从中似乎又见到了百余年前孔子是如何来应付阳货的——“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论语·阳货》)与孔子被阳货截在路上一样,孟子亦被堵在归家的路上,不过不是国君所派,而是孟仲子,他带话给孟子,无论如何,一定要赶紧上朝去。孟子无奈,只好躲到了景丑的家中。景丑也来劝解孟子,并且搬出了《礼》中“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的说辞。孟子解释道,行为之所以如此“孟浪”,乃是因为“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什么要事需商量,应该走到臣子那里去。如商汤之于伊尹,再如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焉而后臣之”,自然是“不敢召”(《孟子·公孙丑下》)。后来万章问他:“不见诸侯,何义也?”因是师徒之间的交流,孟子说得就比较直白了:“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孟子·万章下》)也就是孟子是以师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

   在与国君的交谈中,更是如此。首见梁惠王,王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答话并没有顺着梁惠王的逻辑走,也没有先让梁惠王暂时满意、再叙述自己的主张,而是直接反驳:“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接着说了一通行政唯利会带来的弊端。在朝堂之上如此对答,足见孟夫子的耿直,但言之有理,故还有机会。二次交流,梁惠王换了地方,从众臣相伴的朝堂之上移到了只有随侍在旁的花园之中。这花园有树、有水、有鸟、有兽,梁惠王还是很满意的,带有几许得意之情问道:“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答道:“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孟子·梁惠王上》)接着以文王和夏桀之事,一正例、一反例来告诫君王之乐应该建立在百姓之乐的基础之上,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齐宣王也在名为“雪宫”的别墅里接见过孟子,宣王也带着几许得意问道:“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答道:“有。”但孟子的认识与宣王不同,乃是“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他与齐宣王在讨论音乐与治国时,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宣王承认自己爱好音乐,但只好“世俗之乐”,不好“先王之乐”,孟子说:不妨碍,您爱好音乐,齐国还是有富强希望的。这样的回答,倒引起了齐王探究的动机。随后话锋一转,孟子问道:“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宣王答:“不若与人。”孟子追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王再答:“不若与众。”接着孟子阐发了一通“与民同乐”的高论(《孟子·梁惠王下》)。他与齐宣王的另一次对话,弄得宣王无法应答,留下了“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的成语。还有一次对话,讨论“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异同,弄得宣王勃然变色,几乎无法谈下去(《孟子·万章下》)。今日再看这些谈话,几乎都是在教导宣王如何正确为君。

   孟子为何把关注点放在国君身上呢,主要是因为其相信“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是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孟子将自己定位为宾师,他以师的身份来教导君主,难免有时令人不快,书中就有“王变乎色”(《孟子·梁惠王下》)“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的记录。“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一句为孟子亲言,理学家多视为警醒之语,王夫之则认为此乃是阅世之评。然此言未尝不是孟子晚年之自嘲【19】,他与国君如此相处,“迂远而阔于事情”【20】的评价自然也就难以摆脱了。颇为可惜,这些诸侯似乎不懂得“得师者王”(《尚书·仲虺之诰》《荀子·尧问》)的历史经验,也不明白“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荀子·儒效》)的道理,孟子付出的一番热忱也就难免付之流水了。

   (二)以师待臣

   孟子在大国宣传他的思想,除了获取国君的信任之外,朝中重臣,甚至佞臣的支持也很重要。然夫子非俗人,更不会为了行道而自降身段,仍保持着宾师的作风,所以有时难免会遭遇阻碍。他的弟子乐正子在鲁国做事,极力向鲁平公推荐孟子。平公心动了,准备依礼来拜访孟子,结果被佞臣臧仓以“孟子之后丧踰前丧”为由加以阻碍,孟子也很无奈,只好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似乎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

   孟子对待季任和储子的态度不同,也可为一例。当时孟子还居住在邹国,任国的季任送来礼物和孟子交友,孟子接受了,但没有回报。后来孟子迁到平陆居住,齐国的卿相储子送来礼物,想和孟子交友,孟子也接受了,同样没有回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孟子从邹国来到任国,回拜了季任,从平陆到临淄时,却一直没有回拜储子。孟子的区别对待,弄得弟子们莫名其妙,故而有所质疑:是不是季任为任国的国君,而储子只是齐国的卿相?孟子答道:“不是的。《尚书》里说:‘享献之礼可贵的是仪节,仪节不够,礼物再多也没有意义,因为进献的人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上面。’我不回拜储子,是因为他没有遵照享献的规矩。”听到这番引经据典的解释,屋庐子非常开心,可还有弟子不太明白,于是屋庐子解释道:“季任虽代行国政,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要镇守一方,有保民守土之责,不能擅离职守,因此派人来送礼是可以的;而储子是臣子,可以因国事去到其他国家,但他也派人送礼,而不亲自过来,足见其缺乏求教的诚意,他既然诚意不足,也就没有必要回访了。”(《孟子·告子下》)孟子此举后被宋儒陆九渊引为奥援,拒绝婺源郭氏邀其坐馆的动议:“某家居,乃欲坐致于千里之外,古之尊师重道者,其礼际似不如此。储子得之平陆,而孟子不见。某虽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学,如遂独行千里而赴其招,则亦非彼之所求者矣。”【21】为师者,在来学与往教之间的取舍,有时能够反映其自尊的程度。

   齐国大夫公行子遭遇丧子之痛,大臣们都去吊唁,孟子也去了。时任六卿之长、齐王身边炙手可热的权臣、右师王驩也来了,当他刚进门,就有人走上前与之打招呼,待其坐定之后,又有人走到他身旁与之说话,只有孟子没有任何表示。而高高在上的王驩大人居然对这点非常在意,更是当场表达出了不满:“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也。”认为孟子是故意简慢他。孟子听到了之后,表示自己的做法完全依据的是朝廷之礼,“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右师却以为“我简慢了他,不是很奇怪吗?”(《孟子·离娄下》)其实二人始终不大合拍,王驩没有高升、还是盖邑大夫时,曾与孟子一道出使滕国,二人朝暮相见,往返于齐滕两国之间,却没有一起谈论过公事。公孙丑不解,于是向老师求教,孟子也借机稍微发了点牢骚:王大夫喜欢一个人独断独行,“予何言哉?”(《孟子·公孙丑下》)

   齐国蚳蛙去职的风波中,也可见到孟子所持之师道。蚳蛙是齐威王的至亲心腹,在西北边邑、军事要塞灵丘担任邑宰。蚳蛙对孟子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灵丘加以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灵丘毕竟是边陲,蚳蛙想要获得更大的成绩,于是“辞灵丘而请士师”,到都城去做典狱官了。这个职务跟齐王接触较多,能够有机会向威王进谏。孟子与他做了个约定,可是几个月过去了,蚳蛙还是没有进谏,所约之事自然毫无进展。孟子行道心切,批评了蚳蛙。蚳蛙深感惭愧,不愿辜负孟子之托,于是向齐王提出谏言,但齐王并没有接受。加上蚳蛙进谏时比较直接,惹恼了齐王,只好辞官归家。齐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有所议论。有人讥讽道:“孟子为蚳蛙想得颇为周到,但是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孟子为推行仁政之道,害得蚳蛙进谏不成,辞官而去,而孟子屡屡进谏,威王始终不肯采纳,可是他为何还赖在临淄,而不速速离去呢?”公都子听了之后,十分气愤,便将这些议论加以转告。孟子说:“我并不是厚颜无耻,死皮赖脸,我的做法都是有凭有据的呀。我曾经听说过:处在官位上的人,如果无法尽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既然作为一个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他的进言不能够被国君采纳,他的计谋也得不到国君的重视,就应该辞职不干。至于我,既无官位,又无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进退去留,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吗?”(《孟子·公孙丑下》)这是孟子对“师—君”与“臣—君”的关系不同所作的解答,不意千余年后,宋代学者为此事起了争执,甚至打起了笔墨官司【22】。

   记录显示,孟子在齐国并不是一直都是“无官守,无言责”,他也出任过卿,正如公孙丑之言“齐卿之位,不为小矣”(《孟子·公孙丑下》),但这并非孟子之本意,他是为了行道方才出仕。对于这一职务,他自己定位:“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也就是绝不恋栈。后来齐宣王不听孟子之劝,军事上遭遇重大失利,宣王表示“吾甚惭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只好辞职,宣王不舍,但孟子之意甚坚。宣王想另寻他途,继续留孟子在齐国,请人传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也拒绝了。

   四、传道者

   当是时也,“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23】,然而孟子却一再宣扬三代之德,又自居宾师之位,自然难以被当世所用。于是乎,他与孔子一样,回到家乡一心教学和著述。

   (一)最大乐趣

   孟子对于教职也抱有一些特别的认识。当其盛年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上都由对方负责。时间久了,名为彭更的弟子不太好意思了,孟子表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彭更表示自己只是对“士无事而食”感到羞愧,孟子指出社会是有分工及交换的,我们的工作是“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自然应该有属于份内的报酬。公孙丑也问过相似的问题,与彭更不同的是,公孙丑搬出来经典,《诗》中有“不素餐兮”的说法,而他们却是“不耕而食,何也?”孟子告诉他:“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这个职业作用很大,正当性很高,各位不用怀疑。

   晚年对此认识似乎更进一步,他说人生有三大可喜之事情,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也就说子欲养、亲尚在,且兄弟手足都全,可以充分享受天伦之乐;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这三大可喜,即便是“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人生的最大乐趣了。前两个作为普通人亦能获得,但第三可喜一定是教师才能享有的。

   孟子门下的弟子也有很多,其中著名的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克、屋庐子等,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堪称传道者也。这是他愿学孔子的又一大表现。

   (二)“来者有拒”

孔门之教一直被视为“有教无类”,连带着孟子之教亦被认为是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此说书中确实载有明文,即“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尽心下》)但问题在于这话是孟子自言还是滕国馆役所言,是赞扬还是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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