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及其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三重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22-09-22 00:32:04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民族国家     全球治理  

张梧  
这是个体所无法承受的代价。霍布斯正是凭借这个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维系着契约的有效性和利维坦的稳定性。一言以蔽之,对死亡的恐惧对契约的维系起到了根本性的保障作用。在此意义上,“恐惧死亡”是理解霍布斯《利维坦》的一把钥匙,即“恐惧死亡”是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理性之光,“自我保存”是天赋人权的第一动力,而“权利让渡”是人们应对例外状态的正当之举。

  

   问题也正在于此,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人的情绪和理性,即恐惧是属人的,而不属于人造物,人造物不知恐惧为何物。所以,作为人造物的国家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出于恐惧而订立契约,所以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在霍布斯的理论中付之阙如。所以,霍布斯摆脱战争状态的理论逻辑只能适用于国内而无法推广到民族国家之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原则是无法适用于国际社会,此即民族国家的内外断裂。同样的理论逻辑和治理原则,无法从民族国家内部外推到民族国家之外的国际社会,这正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阿克琉斯之踵”。

  

   自霍布斯以降,西方自由主义同样存在着民族国家的治理原则“内外有别”的理论困境。一向在民族国家内部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主义者,却在民族国家外部的殖民地鼓吹专制制度。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曾公开宣称,“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11]由此可见,以密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毫不避讳地鼓吹殖民统治,宗主国与殖民地完全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治理原则,这种“内外有别”正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内部治理原则无法外推到国家外部的必然反映。

  

   值得追问的是,为何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在民族国家问题上都陷入到“内外有别”的断裂困境之中呢?根源在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本位主义。具体而言,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使西方国家把国际社会看成是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公义之上,所以民族国家的内部与外部的治理原则必然存在断裂现象。对此,黑格尔在讥讽康德“永久和平论”时,曾耐人寻味地指出西方民族国家的私利性。在黑格尔看来,“可是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纵使一批国家组成一个家庭,作为个体性,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立面和创造一个敌人。”[12]342黑格尔指出,国家之所以会不断创造“敌人”,究其根源是因为国家在本质上是个体性,也就是仅从自我利益出发。“个体性”的内在原则也被黑格尔称为“特殊性”,所以黑格尔指出,“国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都是特殊物,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激情、利益、目的、才德、暴力、不法和罪恶等内在特殊性和外在偶然性就以最大规模和极度动荡的嬉戏而出现。”[12]351所以,西方民族国家“内外有别”的断裂性风险,不仅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困境,也是整个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本困境。

  

   针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于民族国家本位主义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断裂性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强调国家内部与外部世界奉行同一个治理原则。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舞台上用朴素的语言指出,“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3]此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伦理法则,即强调对待他人与对待自己相一致的同理心。无论是积极意义上的“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还是消极意义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同样贯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人我相通、内外一致,而不主张国内国外“两副面孔”“两套逻辑”和“双重标准”。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本位主义的超越,同时也是对奉行民族国家“内外有别”的整个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全面超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民族国家与全球社会的非对称困境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本位主义的局限性,还表现为民族国家与全球社会之间的非对称困境。这里所说的“全球社会”也就是“全球公共领域”。“全球公共领域”的兴起无疑是20世纪晚期以来全球化实践中兴起的新生事物。从实践的角度看,全球公共领域的出场动力在于全球性治理问题的不断凸显。之所以会形成全球公共领域,是因为人类社会的治理危机和共同风险超出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而具有了全球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3]。诸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等危机和风险或许是由某个国家或地区造成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危机和风险迅速扩散,形成了一定的全球效应,因而成为全球性的公共问题。

  

   从理论上说,全球性的公共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但是,由于民族国家仍是全球政治领域的基本单位,所以民族国家依旧是应对全球公共问题的主导力量。于是,民族国家的应对能力和全球问题的跨国效应之间也就呈现出非对称性的深刻困境:一方面,由于民族国家的力量与范围有限,无力单独应对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作祟,有些国家也无意参与全球风险的共同治理,回避自身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有学者指出,“传统的主权国家之内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与社会具有对应性,即是说,国家为公民社会提供保护,公民社会服从国家主权权威管辖;与之相对应,公民社会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国家必须遵从公民社会的契约法治。但是在全球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相对应性断裂了。国家面对新兴起的全球公民社会并没有管辖权,全球公民社会也不服从任何主权权威”[14]402。事实上,全球公共领域之所以会与民族国家之间发生这样的断裂,在根源上还是因为单靠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民族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这种参与治理的实践过程也就形成了全球公共领域。

  

   民族国家与全球风险的非对称性,必然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向国际社会领域的延伸,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发展。相比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创新是将共同的利益关切作为共同体纽带。人类社会相继出现形形色色的各种共同体,有原始血缘共同体,也有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虚假共同体,更有“真正的共同体”。区别不同共同体的判断标准,只能是联结维系共同体的纽带。按照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判断一个共同体的性质,不在于它由多少人构成,而在于它经由何种纽带维系。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将“命运”作为共同体的纽带。这里的命运,是指人类社会基于共同的生存境遇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进而由此凝结成思想共识,最终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共同体。所以,命运纽带,亦即全球公共问题和风险的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

  

   进而,为了共同应对全球共同风险,民族国家与全球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在全球社会中,民族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有别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民族国家内部,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6]582-583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全球社会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民族国家反而成为了公共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参与者。正如有学者所说,“全球层面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颠倒的国内‘公-私’关系。在民族国家内,国家代表公域的范畴,而公民社会则属于私域;但在国际领域中,全球公民社会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代表’登场,它又是一种模拟的‘公域’,从而使得全球层面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公-私’关系被颠倒了过来。”[14]403只有重新界定民族国家与全球社会的“公私关系”,才能扭转民族国家出于本位主义而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自私行径。

  

   最后,要想彻底扭转民族国家与全球社会的非对称困境,还必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确立起合作共治的协同机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最终离不开协商对话的开放渠道,也离不开合作共赢的利益机制,更离不开共建共享的价值取向。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形态学冲突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与全球社会的非对称困境,还存在着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形态学冲突。也就是说,构成全球政治领域的国家形态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不同形态的民族国家同时并存,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主权国家相互缔结的国际秩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地位各有差异、能力各有分别,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开始分化,出现了四种民族国家形态:第一种国家形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超国家形态”,这种国家形态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但是其能力范围已经涵盖全世界,在全球社会中扮演着“超级警察”的角色,是一种具有帝国特质的民族国家形态。第二种国家形态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后国家形态”,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而通过彼此让渡部分主权的方式,重新缔结了一个欧洲国家共同体,即欧盟。欧盟这种区域政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扬弃了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之后的政治共同体,因而被视为是一种“后国家形态”。第三种国家形态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强国家形态”,中国和俄罗斯在当今全球化发展中仍然坚守民族国家的本位,并以强国为目标,力图通过国家能力的强化而立足于世界政治领域。第四种国家形态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反国家形态”,他们在观念上信奉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体制,因而敌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在完成了政教分离之后才得以建立;在实践上,他们采取各种恐怖袭击行为,冲击民族国家的边界。所以,这种政治形态可以被视为是“反国家形态”。这四种国家形态之间的彼此关系也就构成了当前全球政治领域的基本格局。这四种国家形态的共存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着传统的威斯特法利亚国际体系,从而使全球政治秩序呈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全球政治领域会出现四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呢?这四种国家形态的出现,并非是人们头脑中主观设定的产物,而是由各个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民族国家     全球治理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673.html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2021年第8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