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宏杰:合作共治:行政犯治理的路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1 23: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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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宏杰  
让当事人看到公正的合作裁判结果是如何公正地经由合作而实现的。

  

   四、三审合一:刑事治理现代化的审判机制变革

  

   在我国,同一法益保护所涉不同法律责任的审理,一般由民事、行政、刑事等不同审判庭分担。但是,行政犯是具有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甚至兼具行政、民事和刑事三重违法性的犯罪。同一涉案行为可能既涉行政诉讼,又涉民事和刑事诉讼,从而产生行刑诉讼交叉甚至行政、民事和刑事诉讼相互交叉的问题,三审分离的传统审判机制不仅常常使审判组织难以适从,而且使当事人陷于四处奔波的讼累。而当不同审判组织对同一事实认定差异过大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时,很可能会损及法秩序的统一性,进而影响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如胡某交通肇事[19]一案中,当地交警部门认定胡某在案件中与被害人负同等责任;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以此为据认定胡某负有相应民事责任;二审法院[21]推翻了一审结论,认定胡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而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作出的刑事判决,又认定胡某在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从而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同一事故责任,各法院认定不一,其间缺乏必要说理,案件非但不能案结事了,反而引发更大争议。[22]为实现法治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设立金融、知识产权等专门法院,实现了知识产权、金融等案件的行、民两审合一。两审合一的审判模式,使得行、民案件的一审案件一般在中级法院,而刑事案件的一审案件多在基层法院。虽然行、民诉讼的先行进行,可为在后展开的刑事审理及程序繁简分流奠定基础,从而似乎表明,在后展开的刑事诉讼,因为更高审级的行、民诉讼的在先进行和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在先审理,较低审级的刑事审判庭已足以胜任。但是,刑法并非前置法的附庸,相反,无论在定罪还是量刑上都有着自己作为法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相对独立判断。不仅在罪质上只有既具备前置法不法性,又符合刑法分则罪状规定的行为,才是既在形式上具备规范违反性,又在实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刑事犯罪行为,而且在罪量上,即便是具备双重违法性的行为,也并不必然被判决有罪。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尤其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的被告人,如无实际用刑必要,则或者宣告无罪,或者虽然判决有罪但只给予非刑罚处罚的处理即可。毕竟,刑罚乃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谓“不得已的恶”,对行为人即便只作有罪判决而不实际用刑,“有罪的人”或“犯罪人”标签,已经成为犯罪人重返正常社会生活的巨大阻碍。是故,无论行、民诉讼证据审查多么充分,事实认定多么清楚,法律适用多么准确,刑事诉讼都既不能降级审理,更不能忽略不计。更何况,一个案件行、民诉讼既然应由中级法院审判管辖,又为何将负有断罪科刑之责的刑事诉讼限制在基层法院,从而使其与同一法益保护所涉的行、民诉讼分由不同的审判庭审理呢?抛开行、民诉讼的审级不论,即便同一审级的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合议庭组成不同,相同案件的审理结果也不尽相同。如此,个案的司法公正如何实现?更何况,分离审判的不同审判庭对同一事实、同一证据均需进行审查,程序繁琐,叠床架屋,势必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效率的低下。而在后审理的刑庭即便按照庭审实质化的要求简化审理,但究竟哪些应予简化,具体如何简化,没有亲历过行、民诉讼,恐亦难考虑周全,运行适当。

  

   那么,三审如何合一?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合一”是审判组织的合一,不是诉讼程序的合一。三大诉讼无论在价值理念、证明标准还是程序设计上均各有异,不能也不应同化为同一程序,因而三审仍应适用各自的诉讼程序。这样一来,行政、民事、刑事诉讼分别提起,由同一审判组织分别依据法定诉讼程序审理,自不生疑问,但若三审在同一审判庭同时展开,哪个审理在先,哪个审理在后?笔者以为,应以“谁前提谁在先”为原则,同时结合三大诉讼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差异以及实体责任实现等方面的不同要求,确立三审交叉的审理衔接顺序。

  

   1.关于“谁前提谁在先”的理解

  

   对此,因交叉案件类型不同而存在两种情形:(1)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如果诉讼标的是狭义行政管理行为,则行政诉讼是前提,行政诉讼优先于刑事诉讼;如果诉讼标的是行政处罚行为,由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是制裁配置的递进关系,刑事制裁的功能在于对行政处罚进行力量上的增援,而不是对行政处罚进行维护,本不存在谁是前提的问题,但由刑罚适用的谦抑性所决定,行政处罚的适用及其效果是量刑时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故而行政诉讼的优先进行,更有利于刑事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刑罚适用科学性的均衡实现。(2)行、民、刑诉讼交叉案件。虽然此类行政犯以行政不法性和民事不法性为共同的前置法不法性,但是,行政法的违反和行为之行政法不法性是行为不法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行政秩序是行政犯侵犯的主要法益,民事私益是行政犯侵犯的次要法益。因为在笔者看来,兼涉公序违反和私益侵害的秩序犯,实际上是私益公法化的结果。而私益公法化的起因和目的,则在于借助公法手段保障私益,故而秩序犯下的私益,虽然脱胎起始于私法,但私益与私法已分道扬镳,并在公法的秩序框架里得以重塑并受到保护,不仅公共空间是私益得以形塑重构并赖以发展的空间,而且公序建构正是私益得以重新型构并获保障的根基。而这正是公法化的私权与纯粹私法领域里的私权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环境污染、知识产权、金融诈骗等领域侵权案件的认定难点和治理关键所在。由此决定,如果不能首先确定秩序的架构,更无法厘清秩序框架下的私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判定侵权事实、认定侵权责任。所以,即便在行、民、刑诉讼交叉案件中,行政秩序的厘定也是民事权益、刑事责任确定的基石和源头,亦应行政诉讼优先。

  

   2.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坚持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则由被告行政机关负担。如果刑事诉讼优先,无疑豁免了民事诉讼各方和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责任,从而与行、民诉讼的举证责任原则不相契合。故囿于三大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三审同时启动时,刑事诉讼应置于最后。不过,行政诉讼先于民事诉讼,是否会引发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的废驰?笔者以为不会。这是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责在于增进公共福祉,因而服务行政是现代行政治理有别于传统行政管理的关键,而信息公开则是服务行政得以践行的基石。所以,行政机关先行举证,既是其信息公开义务的履行,又是其服务型行政的彰显。况且,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所举证据,大多是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为了民事诉讼的展开而需要的证据。根据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对于这些证据的收集,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向行政机关调取,法院亦有法定义务调取,行政机关更有法定义务提供。因而行政诉讼前置于民事诉讼,不但不会背离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反,其本身就是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收集、提交的有机组成。而在其后渐次展开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行政诉讼的先行还可以推动行政机关、民事诉讼当事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参与行政犯所涉社会矛盾的解决,既是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是共治理念在审判活动中的延伸践行。

  

   3.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恪守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均采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据规则,而刑事诉讼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行政诉讼优先,民事诉讼居中,刑事诉讼在后的三审合一程序衔接安排,既不至于因为刑事诉讼合理怀疑标准的满足而导致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过分延迟,从而既有利于行政管理秩序的尽早恢复,也有利于民事当事人私益的及时法律救济,又不会导致最后进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降低。相反,奠基于已经完成的行政、民事诉讼基础上的刑事诉讼,其实在程序上更有利于繁简分流和庭审实质化,在实体上更有利于刑法谦抑性和恢复性司法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实现。这是因为,行政犯的法律责任乃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总和,当其中两个加数即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增大并得到切实实现时,刑事责任的量可适当减小从而从宽处理,包括定罪从宽、量刑从宽和行刑从宽;反之,刑事责任的量应予增大从而从严处理,包括定罪从严、量刑从严和行刑从严。这样,既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动态落实、个案均衡,又可形成行政治理、公民自治、刑事治理的犯罪治理合力。如此,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并行的行政犯治理理念,既在静态立法文本中得以体现,更在动态司法实践中得以彰显。至于三审合一的具体推动,笔者建议:(1)细化法律依据。以《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7条关于“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设必要的专业审判庭”为据,由最高司法机关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就“三审合一”模式创新和具体运行等予以进一步明确。(2)整合受案范围。在现有知识产权、金融、环境案件民事、行政两审合一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刑事案件吸纳进来,由专门审判庭一并管辖审理。(3)重塑巡回法庭定位。结合辖区案件特点,将巡回法庭调整为三审合一专门审判庭的专门上诉法院。(4)加强职业共同体建设。从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三审合一”专门审判庭,以满足案件审理专门化、综合性需求,并加大专门化培训力度。同时,完善鉴定与公证机构、公安、检察、律师、行政机关等诉讼参与人相应专业知识储备和诉讼参与能力提升机制。否则,没有法律职业共同体司法专门化水平的同步提升,再好的制度设计和审判模式创新都将流于形式。

  

   注释: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2] 〔美〕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3] 田宏杰:《知识转型与教义坚守:行政刑法几个基本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第29-30页。

   [4] 田宏杰:《刑法法益:现代刑法的正当根基和规制边界》,《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81页。

   [5] 参见胡璐、白阳:《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24/c_1125620750.htm,2021年5月5日访问。

   [6] 2019年《证券法》第85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就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出台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上述制度规则已经为投资者获得民事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法院审理中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判处、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7] 田宏杰:《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60页。

[8]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款明确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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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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