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0 16: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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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  
又不能不因此而丛生诸如说教、僵化、矫揉、伪滥之弊。魏晋南北朝继汉发展,很大一部分政治、社会和理论问题均与此密切相关,因而对名教本原及其失本异化之弊的讨论,不仅王弼、何晏多有所说,在其他各家阐述中也比比皆是。嵇康《释私论》开头即曰: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此即“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激进观点之所出,其针对的也是有违大道、背离人及万物本性的矜尚多欲和是非纷乱。又《庄子·骈拇》“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郭象注曰:

   夫与物无伤者,非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万理皆当者,非为义也,而义功见焉;故当而无伤者,非仁义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驰,弃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乱心不由于丑而恒在美色,挠世不由于恶而恒由仁义,则仁义者,挠天下之具也。

   相传郭象注多袭向秀之说,此条所述背离物性奔驰于“仁义”而必挠世乱常,寓意与上引王弼说仁德礼义相类。另如《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注曰:“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矫饰过实,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乱也”。《庄子·外物》儒“以诗礼而发冢”,郭注曰:“诗礼者,先王之陈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为奸,则迹不足恃也。”显然也是借老、庄所说,以阐名教失本适足以为矫伪饰恶之具。

   凡此足见王、何、嵇、阮、向、郭诸人,皆有鉴其时名教失本之弊,力欲使之真正合乎圣人本意和万物至理。这就继承和发展了汉儒亟言圣人所阐本乎天道可为永则,以改变“上亡以持一统”而“下不知所守”局面的论旨。而诸玄学代表人物所以其语玄远而所说痛切,也无非独尊儒术至于东汉以来,前贤不懈建立和神圣化的名教和天道均已凸显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经汉末党锢之祸,人心思变,黄巾军倡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来的一系列变乱和魏晋禅代的波谲云诡,名教经常沦为矫饰伪善的教条,以谶纬、灾异、星占体现其意志的天道,则被百般操弄,多少罪恶借此以行。当此之时,人们力欲正本清源,为澄清名教的合理内涵而深究圣人本意,为明其“崇本息末”、“内圣外王”之义而援老、庄之所说;遂以合乎人性、法乎自然的形上之道为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使合理的名教秩序得其根源、知其所归而通其滞碍,以消除人格化天道意志易被曲解的理论缺口。其说既起,因其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力不容忽视,各派人士遂纷陈其说,各抒己见,遂有所谓魏晋玄学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非此即难以说明玄学诸代表人物皆为儒生且多经学建树的事实,亦无从解释东晋南朝玄学为何以名教与自然同一为其总体方向。

   魏晋南北朝玄学各家虽立场、观点、方法多端,妙旨奥义各有不同,讨论重心之递嬗或阶段性表现常你中有我,其况复杂,但就基本共性而言,玄学归根到底仍是一批学术精英对两汉定型并趋于常识化的儒学体系,尤其是对据此建构的名教秩序所蕴问题的探讨,其首要问题是要深究名教背后的圣人真义和终极本原,旨归在于批判、纠正名教秩序的失本异化之弊,由此兼采道家、名家等说,重新阐解儒经之义,扩展至天地万物之理及其应如何认识等种种问题。正因如此,玄学对当时儒学体系和名教秩序的质疑、修正,其代表人物离汉儒所阐经解、叛汉儒所演天道的众多理论建树,正所以维护、发展而不是要打倒名教及其所基的经学,故其不仅不是儒学僵化、衰落的反映,而恰恰是其富于活力、兼容并蓄的体现。

   当然在玄学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脱离主题的比重确在增加,尤其外围所及,论题枝蔓,究心于老庄、名理及诸局部问题往而不返者所在多有,至于形形色色的任性放达又当别论。这也是思想、学术史上的常见现象,前沿探索总是会出现异端,更何况是在已成圭臬而被神化的经学前沿。因此,尽管玄学从出发点到根本问题确应归属儒学,却也不必把玄学流衍的各种观点一并包括在内。无论如何,玄学确实丰富、拓展了儒经义解,修正和强化了儒学关于名教体系及其本原的理论,同时也发挥发展了老庄、名理乃至佛学等说,使之汇聚交融于对其时所行秩序体用本末的认识。可以认为,玄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各家之说在异同离合中彼此碰撞、激发,最终俱得相应发展而非对冲零和关系的状态,也为如何看待思想、学术史层面上的儒、释、道关系提供了借鉴。

   结 语

   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场景广阔,层面多端,各阶段和区域情形复杂,又关乎秦汉和隋唐儒学及统治指导思想的认识,牵涉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诸多公案,可谓问题重大而研究不易。以作者之力和区区此文,实无法对之作全面讨论、一一勾勒,只能就其中要者,也是学界以往讨论尚可加强的方面,对其基本史实略作清理,以此提请思想史界省思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的问题,推进相关讨论的进一步深入。综合前文所述,魏晋以来儒学及有关理念、知识逐渐成为常识,经学发展动力强劲而著述繁盛,儒学前沿问题讨论也极为活跃,且能兼综各家之说,形成玄学这样在理论和方法上俱多创辟的学风流派,这些重要方面均直承汉代相关态势而来,又切实拓展了儒学的基础、主干和论域。对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思想、学术来说,具有这些面貌皆可断为继往开来之发展,若反以之为“衰落”者,恐怕都是因先入为主的立场、观点偏离事实,扭曲认识所致。

   作为官方推崇的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魏晋以来的儒学固然存在神圣化、教条化和利禄所归、鱼龙混杂等大量问题,却也始终保持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一面。如前已讨论的,蒙学教材代表的儒学常识化,意味着其对天地万物、人间现象的诠释力世所公认,足以指导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遂得成为公共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文经学代表的经学发展,从儒经内在学理的探讨,到外在形势的理论需要,各有旨趣,相互激发,是为其著述如此繁富的动力所在,其中大都应归为结合实际的学术前沿讨论和总结。玄学深究名教秩序和儒学体系背后的圣人真义、终极本原,正代表了当时儒学最尖端前沿的探索,又是脚踏实地直指人心而融贯老、庄等学说的典型。这些蔚为风气、影响深远的事态,都不能简单视为某个集团或朝廷百般推广灌输所致,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基础涵泳浸润的结果。

   本文限于篇幅未及详论的,如儒、释、道关系的展开,所呈现的是道教转型和佛教中国化不断兼容儒学、靠拢名教的大势,以至三家主流终视彼此为殊途同归,这当然也是儒学因应宗教挑战和社会秩序整合问题的发展过程。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汉武帝以来儒学地位和作用逐渐确立的历史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又是儒学所尚政治与制度理念得到贯彻落实的高峰期。近年学界对陈寅恪提出、瞿同祖精加论证的“法律儒家化”命题多有新论,但对魏晋以来律令体制及其贯彻儒学理念的状态达到新的水平并无疑问。由于律令在法律上明确了基本国策和各项制度,因而陈、瞿二先生所论魏晋以来以律令为主体的“法律儒家化”进程,实际也就是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继汉之势的进一步“儒家化”,从而全面推进儒学向整套王朝体制的渗透。其进程至北魏孝文帝和南朝梁武帝以来明显加速且相互影响,并为隋唐统治框架和各项制度奠定基础,则为公认的事实。这个在南北各有其问题和线索,总的却仍可以“儒家化”概之而逐浪高涨的进程,不仅构成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的又一反证,而且是儒学所蕴统治模式和理念既适应形势持续贯彻、落实,又面对现实加以调整、丰富的集中体现。

   也正是因为保持和发扬了战国秦汉儒生基于现实进取探索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战乱血火间特有的胡汉关系、南北对峙、士庶互动、礼法建置等严峻复杂的因素,反倒成了向以家国命运为怀、素擅政教治理之术的儒学发其忧思宏论的辽阔纵深场域。综观此期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各有不同的人物,为人乐道的多为放达不羁、风流蕴藉之士,以及那些勇猛精进、舍生忘死的高僧和创辟教门、穷究道法的名道,这些自然都是值得推崇的一时之英,但同时也应看到,大量为保种留命、襄成王道、传续学脉而不懈努力的寻常文儒,其弘毅坚韧、忍辱负重而树义立说、拯世济民的德业品行,比之前者又何尝稍逊?其虽为数甚众,难以留名青史,却无疑构成当时思想学术和相关群体所以光华灿烂的厚实基础。从人能弘道的角度,这应当说是处于艰难时世的魏晋南北朝儒学所以仍能获得巨大成就、相关经解著述所以繁盛的基本原因。

   对魏晋南北朝儒学态势的评估,关乎中古思想文化及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的研究,牵动中国思想史递嬗脉络的建构,乃至整部中国古代史发展线索的探讨。本文所述,当然不可能遍及儒学发展的各种表现,更无意全面讨论儒、玄关系和今人就此提出的诸多命题,主要是想梳理和明确史界习见的事实,尝试在前人基础上论定魏晋以来儒学仍在继续发展,“衰落”说无论从何种角度均难成立。其内含的指向,则势必要否定儒学衰落而玄学随之兴起之类的观点,进而质疑以往关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的阶段性概括。对于兼具哲学和史学属性的思想史研究来说,关注、抉发各种思想变化,尤其是那些富于时代特色的新思潮,不仅理所当然,更有重大价值。但变化自有基底,思潮必多依傍,任何时代的新说新见无不有其特定继承和发展关系。当魏晋以来儒学逐渐普及成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基底和解释其他知识的知识以后,各时期思想现象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思想主流和贯通其间的脉络,实际上已再也不能离开儒学而另行梳理或建构了。显然,问题不在于对各时期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的采英撷华,而在于上列概括透过了普遍现象而精辟独到,却不免因为求其俊逸而不辨牝牡。迨至其形成定式,流衍至今,不少学者现成借用其说以为预设再论其他,几乎放弃了对各阶段思想现象所以相互关联而非断裂破碎的机理思考,忘记了这些富于时代特色的思想现象本来皆与儒学密切相关的事实,整部思想史遂在这样的研究中显得支离愈甚。因此,进一步清理、深化前贤所揭中国思想史阶段递嬗和贯穿脉络的认识,无疑是学界共同面临的课题。

  

   (作者楼劲,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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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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