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2-09-20 16: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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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  
二义在汉魏和魏晋禅代时分别为旧主禅位和新帝登基的诏策所采,到南北朝禅代时,同类诏策无论旧主、新帝已皆如《尚书》以“困穷”、“永终”为凶辞。清人毛奇龄《论语稽求篇》考当时皆“以‘天禄永终’继‘困穷’之后,为却位绝天之辞。而于是策书改,即《论语》亦俱改矣。此实经籍文体升降,前后一大关节”。不过当时据改《尧曰》释义的恐怕只是部分经师,因为从萧梁皇侃《论语义疏》到唐宋官本《论语注疏》,仍皆取本《论语集解》。可见魏晋南北朝历次禅代虽牵动相关经文的诠释态势而生纷歧,然以晋唐《论语》学本身而言,何晏等所释显然仍因其合乎学理多得认同,即便被南北儒生订补充实,亦属其影响甚大得以汇聚诸家之说而不断发展的体现。

   像这样经文义解既有自身学脉、诠释疑难,又与现实不失关联而得多重推动的状态,直接说明了魏晋南北朝《论语》各家训解今仍可考者多达50余种,以及五经各家注疏所以大量涌现的背景。至于此期经学发展的成就,在唐初撰定《五经正义》及高宗以来续定的四经注疏中更有集中体现。现据各书序文述其取本及疏解采择之况列表如下。

   由此即可直观地看出《五经正义》和后续四经注疏之所承。首先,除何休《公羊传解诂》属今文经学,范宁《穀梁传集解》可算今、古参半外,其余各经从经本到疏解皆属古文经学系统,是为魏晋以来经学发展以此为主流的写照。其次,除何休《公羊传解诂》、郑玄《毛诗笺》和三礼注为东汉所撰外,其余经本皆来自魏晋,疏解则全为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经师之作,列表中的“综取往说”,也不外乎是参考此期各家之说再自出机杼。这当然是魏晋以来经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极大充实、更新汉儒所释的体现。最后,经本所取侧重于南,即除何休《公羊传解诂》、郑玄笺注南北通行外,王弼与韩康伯《易》注、《尚书》孔传、《左传》杜预注、《穀梁传》范宁集解,为东晋南朝所持续流行;但疏解除东晋徐邈、梁朝皇侃和陈朝沈文阿外,其余皆为北朝至隋经师。这也透露《五经正义》和四经注疏取择南北经学成果时,总体上还是作了平衡。当然北齐熊安生、黄庆,尤其是隋代刘焯、刘炫、李孟悊各自所治,多已兼采南朝经说,故其疏解述义特为孔颖达等重视,除反映了唐初承隋进一步统一南北经学的用意外,也是北朝经学在南北交流和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繁荣的例证。

   据上所述,足见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动力强劲,成果繁富,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关系密切,且因古文经学成其主流而今文未绝,南北各家所承各异又交光互摄,显得格外绚烂多彩、特色鲜明,胜义创见层出不穷。唐初以来确定《五经正义》和四经注疏的取本采择之况,正突出体现了魏晋南北朝经学对于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其所以多取魏晋经本和南北朝各家疏解,也正是其聚集了前人卓见,又随时代递迁而特有所重所长、成就已得举世公认的结果。这也证明魏晋以来并未出现经学中衰跌落的鸿沟,而是展示了一代代儒生继续汉儒未竟之业,不断开拓经学前沿的壮阔场景。

   四、玄学之旨归及其对儒学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思想界一个至为夺目的现象,也是评估当时儒学态势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玄学兴起及与之相伴多种思想、学术碰撞交流的潮流。在如何看待此期儒学、玄学和儒、释、道关系等问题上,《隋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经学末流之弊有曰:

   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汩之以放诞。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雠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

   隋志承《七略》而述各类学术之得失,这里所称经学自后汉杂图谶,晋世重玄言,多杂“方外之理”,确为实情;但将此斥为“妖妄”、“放诞”,以相应的学风之变为“去正转疏”,把染有名辨玄谈之风的“豫造杂难,拟为雠对”等讨论方式一竿子打翻,就颇具原教旨色彩了。直到清代的部分学者,更以为“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此虽着眼于章句训诂,但态度亦较长短并说的隋志偏激。这些都是现代学者不能接受的看法,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学,又何尝不是像其他诸子那样,在争相立说的竞争和杂取各家成分中形成?包括儒学在内的所有思想、学术,凡能开放包容、广采博收则发展壮大,凡自闭墨守必僵化死亡,故若以玄学、释、道羼入其间即以为儒学失色,无异于持僵死之道而诋生长之蓬勃。

   当然现代学者也有自己的执着和问题。经几代学者反复切割界定的玄学研究,在揭示其哲学突破和思想解放的内涵上精彩纷呈,但在玄学究竟为什么兴起及其对汉儒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往往仅就儒道兼综等玄学派生问题理其渊源,而忽视了人们何以要关注老、庄,以及何以要开掘多种思想资源来追寻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就多少有些脱离历史实际。不少学者迄今仍倾意于玄学相较于以往的本体论、方法论变革,及经学的日薄西山或僵化不堪来解释其兴起,就像另一些学者常把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史学发达、子学流播等事态归因于儒学“衰落”一样。本文前面所述,应可表明其说碍难成立。即就儒学常识化趋势而言,在学界所揭玄学兴起的诸多背景和原因中,这实际上是一个总的背景,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像钟会这样家世教养出类拔萃的士人,少已熟诵五经、晓其训解,继再研习深造而“问四方奇文异训”,故其后来亦好老庄、玄谈,可谓自然而然。即便出身一般,凡好学深思者多年沉浸于儒经,学问成后无论厌爱,均不愿陈陈相因而欲进取开拓,难道不是古今皆然之理?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述其时学尚有别于两汉之专经,文曰:

   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以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闲人……

   其下文即以为士人所以不肯专儒,兼通文史,是因其既“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已足立身处世,遂可兼求旁通而何必专攻经解徒耗光阴。颜氏所述实为儒学常识化对南北朝学贵博涉之风的影响,可见魏晋玄学援引老、庄而另辟蹊径的缘由。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自述所以论文,是因“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亦抒此理。

   这绝不是弃儒从文。《文心雕龙》首列《原道》《征圣》《宗经》篇,似亦受玄学影响,然其阐天下文章原出“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各种文体本乎五经,实为经学主导并渗透于文学理论的典型。上引《颜氏家训》则明言所举诸人“好经术”、“不徒讲说”,是其亦讲经疏解,正如公认的玄学宗师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各有经注之作一样。因此,倘以为魏晋士人纷纷弃儒转从老、庄,那根本不是事实。揆之史传,谈玄诸人大体仍是儒生本色,他们在文史子学上所获成就总的来说仍与刘勰相类,不仅在所涉领域发挥、发展了儒学理念,而且常在以往未及的前沿提出和解决问题。质言之,玄学兴起与同期开启的文学自觉和史学发达相类,既不是也无须以儒学“衰落”为前提,而恰恰是儒学常识化导致儒学自身及相关学术、理论发展的一系列新生态、新趋势之一,不妨视为普及与创新提高常相关联的例证。如果说玄学尤为令人激赏的话,那也是其关注的儒学与现实问题至为重要,好以“四方奇文异训”阐释《易》及老、庄的形上之道,又甚讲求名理,思辨更为发达且又情感饱满之故。

   关于魏晋时人谈玄论道的出发点,王弼《老子指略》有曰:

   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

   所说“‘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即魏晋南北朝人称的“玄言”,而所以概之为“玄言”,是因“道”既冥默超绝难以言说,无以名之而姑“谓之曰玄”,其言自必抽象深微,“玄之又玄”。因此,“玄”缘“道”来,当时这批学术精英不是为谈“玄”而论“道”,而是因论“道”而谈“玄”,也正是由于谈“玄”论“道”既有《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论语》君子“志于道”等儒经观点可凭,又须汲援特擅于此的道家、名家等学说,才出现了儒、道关系和有无、名实、言意等一系列问题。这种不能倒错的顺序,正说明儒、道关系及有无之类的辨析讨论均为派生问题,而玄学的首要问题和出发点在“道”,在“道”所蕴含的人间至理、万物本原。那么,时人为什么要把有关讨论聚焦于“道”,即便其“玄之又玄”也不得不说呢?这是因为汉儒已把人间至理和万物本原归为天道,其说已随儒学常识化进程盛行于世,却又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遂须在其前沿拓展探索。

   由于学界论之已多,在此毋庸赘述董仲舒等经师续加阐释的理论体系,是要落实、巩固儒家倡导的统治理念和伦理准则,遂着力以天道为其系统有序并合乎宇宙至理的本原;也不必说扬雄《太玄》综合儒、道讨论玄理以来,不少儒生已本“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有惑于流行天道观中的天人感应、灾异谶纬等神学色彩,兼以玄虚之道济其不及。有必要强调的是,在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白虎通》中,几乎所有王者为治的设施名物,从爵谥名号、祭祀礼乐,到设官分职、政教征诛、三纲六纪等,均被定论为出于圣人而归原天道。这不仅集中体现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社会整合成果,也直接构成了东汉以来名教体系的基本内容。魏晋谈玄各家所以聚焦于“道”,核心就是重新讨论这套名教体系背后的圣人之义和天道本原,并因他们都借《易》理和老、庄学说,修正盛行于世有类神学的天道观,以抽象形上、以无涵有的自然之道诠释圣人所说名教的终极本原,于是也就有了“名教与自然”这个公认的玄学根本命题。

   对名教背后圣人之义和天道本原的辨析追寻,在汉魏以来的思想学术图谱中,无疑属于典型的经学前沿问题讨论,同时也与先秦以来道家认为王者制作乃“失道而后德”之类的立论合拍。因而魏晋玄学回到儒经原典,又综合老、庄等学说,追寻作为名教本原的天道由来及意涵,正上接扬雄以来儒生的疑惑和所论。而其进一步以契合天地万物本性的自然形上之道为天道背后的终极本原,基此阐发名教所蕴的圣人本意或名教体系的合理状态,实际上与董仲舒当年以笼罩宇宙的天道来统一人间秩序一样重要而迫切。《周易·乾卦》王弼注有曰:“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即强调了本原问题贯于万物而通其本性之切要。《老子》第38章王弼注曰:

   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意即圣人所崇仁德礼义的淳厚清正,是以无形无名的自然之道为本才达到的,若舍此本原,徒按一般说教或人格化天道意志为之,则必好恶争竞而邪乱丛生。这也可见谈玄诸家那些“玄之又玄”的讨论,无非在问题最终归结到万事万物背后的形上之道时不得不然,但其内在的问题本身仍来自人间秩序,来自其是否合乎圣人本意的疑问。

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核心价值的流行均会自然而然与功名利禄相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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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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