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谦: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权威象征论——以公共文化设施条款为定性基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14 16: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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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谦  
这类指标应作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服务效能评价的可选延伸项而予以设定。此外,还需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特殊性、服务区域差异性等因素,通过实证调研、第三方评估等方式来获取相应动态信息而适时调整。

   五、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设施规划要素权威要义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设施规划要素权威要义旨在于作为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定性基准的公共文化设施条款指引下,列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的体例框架与内容要点,从而为所规制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活动,提供清晰、明确的一般性要素指引,以确立普遍自洽规范。根据相关规范设定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所涵摄数量、性质要素之不同,可将设施规划要素界分为单元要素与属性要素。

   (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的单元要素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的单元要素旨在基于数量结构的定量考量,来明晰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与配置。存续于《保障法》和《图书馆法》中的相关公共文化设施条款,初步明确了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基本类型和空间格局分布主要样态。例如,《保障法》第14条之“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规定,第17条之“配置无障碍设施设备”规定,第18条之“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规定,第22条之“配备安全保护设备和人员”规定,第33条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库”规定,第51条之“配备相应专业人员”规定;又如,《图书馆法》第13条之“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规定,第14条之“公共图书馆、图书室”规定,第15条之“公共图书馆设立条件”规定,第28条之“配备防火、防盗等设施和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规定,第31条之“总分馆制”规定,第34条之“少年儿童阅览区域、少年儿童图书馆和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设备”规定,第39条之“流动服务设施、自助服务设施”规定,第40条之“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规定。

   基于此,应进一步厘清公共文化设施基本类型和分布样态的可达性配置要义。其中,《保障法》第14条的十六项列举式规定即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基本类型;“无障碍设施设备、安全保护设备、数字服务网络、信息资源库、防火防盗设施、儿童阅览区域、流动服务设施、自助服务设施”之规定即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配套设施的基本类型;“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农家(职工)、总分馆”之规定则厘清了公共文化设施的行政区划式逐级分布样态,“配备人员”之规定则厘清了公共文化设施的人员配套式分布样态。公共文化设施的分布除了考虑已设定的行政区划和专业人员配备因素外,还应尝试从规模密度、结构组合与便利性角度来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的区域分布和人员配比。

   首先,就规模密度而言。行政区划的设置当然是所辖人口数量的一类典型表征,但因我国当下存在着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较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则应考虑所在行政区划中流动人口的公共文化设施覆盖问题。有必要在流动人口较多的人口流入区域,适当增加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并丰富其不同类型配比结构。

   其次,就结构组合而言。十六类公共文化设施并非要求所有服务区域皆应全面配套,有必要根据所辖人口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的结构状况作针对性配比。一方面,就必选项设施而言。可将“图书馆、文化馆(站)、体育场馆、青少年宫、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这十类普适性最强、适用面最广的公共文化设施,设定为各个服务区域的必选项设施,更多地从其档次级别、配套完善程度方面来适时调整。另一方面,就可选项设施而言。可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这六类具有一定基础资源、人文科技环境与职业结构要求的公共文化设施,设定为各个服务区域的可选项设施。在条件有所欠缺或不太成熟的服务区域,可采取设施联营、兼挂多牌、综合服务的方式,将部分可选项设施的服务功能并存于相关必选项设施来共同完成而不予单设。在节约有限资源投放的同时,确保提升既有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利用率。此外,旅游区域的公共文化设施在配比设置时,亦应考虑外来游客的观光、使用需求,而适当提升相应的配置标准。

   最后,就便利性而言。应将物理距离便利考量、配套设施便利考量以及文化服务传递效率考量设定为公共文化设施便利性配置的基本要求。基于此,还应在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等规范性文件的指引下,努力提升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数字化服务水平。有必要充分利用各种网络信息平台,积极开拓公共文化设施的虚拟化、物联化、移动化、智能化全天候在线服务渠道。

   (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的属性要素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的属性要素旨在基于性质结构的定性考量,来厘清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定位,进而明晰其在服务供给过程中“所体现的积极作用与有利效果”[39]。存续于《保障法》和《图书馆法》中的相关公共文化设施条款,初步设定了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的主要服务功能与保障措施。例如,《保障法》第14条之“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规定,第15条之“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规定,第31条之“免费或者优惠开放”规定,第36条之“配备必要的设施”规定;又如,《图书馆法》第2条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规定,第3条之“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规定,第22条之国家图书馆功能规定。

   基于此,应进一步厘清公共文化设施的主要服务功能与保障措施,在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上的差异化配置要义。其中,“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社会教育”、“全民阅读”与国家图书馆功能之规定即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在文化资料收集、保存、传播、教育方面的主要文化服务功能。“建筑物、场地、设备”与“必要的设施”之规定即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功能的硬件设施保障;“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即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功能的供给方式保障;“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则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功能的非营利性保障。

   事实上,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往往承载着经营性服务、普遍公共服务与研究性服务等多项功能。一方面,就核心功能而言。普遍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核心功能,往往为其非营利性、开放型的共识性公共文化物质载体本质属性所确立,并经《保障法》第2条、第14条和《图书馆法》第2条的法定内涵设定所固化。则应围绕该核心功能并结合不同设施的专业特色,来予以凸显而重点保障实现。另一方面,就衍生功能而言。经营性服务和研究性服务皆应是公共文化设施的衍生功能,往往为不同公共文化设施的专业属性与自身功能定位所确立。则应在与所承载核心功能不相冲突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区别规制。

   “美术馆、体育场馆”所涉市场机制较为成熟,且自身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则可适当赋予其一定的经营性服务空间。“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具备必要的研究基础条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所涉普遍公共服务的品质提升,则可适当赋予其一定的研究性服务空间。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则应以核心功能保障为原则、衍生功能保障为例外,非经法定程序审批授权不得从事衍生功能活动,获得授权者相应活动事项范围亦不能随意扩张。此外,同一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在不同层级,其功能配置亦可有所差异,例如,《图书馆法》第22条在设定“国家图书馆”这一最高层级图书馆的法定功能时,即将普遍公共服务之“公共图书馆的功能”没有设置为“主要职能”,而赋予其更多的管理、组织与研究性服务之责。

   结语

   法治权威思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下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类范式命题,亟待结合具体变革实践凸显其现实指引效应。探究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权威象征,即是以彰显形式理性要素的法治权威思维引领下的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一般性规范特性为理想类型,来解构作为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定性基准的公共文化设施条款,以发现其在指引规划建设过程中所存续的规则与秩序。应基于对相应确定性准据指引、可预测性模式指引与一般性要素指引之体系化权威要义的具体阐明,尝试在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准据、建设模式与规划要素诸事项上,探究可能的准据、模式、要素指引因应策略。最终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通过理性化的公共文化设施配置,来切实提升所涉公权力主体实施干预之权威践行结果的科学性水平。基于此,在该类公共文化设施配置制度表征中,来厘清所涉法治权威思维指引下达致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物质载体要义,有助于实现对法治权威思维自洽性与自足性的回应性检视。

  

   注释:

   [1]赵谦:《个殊化与融贯性: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规范内涵论》,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

   [2]董彦斌:《摆荡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四种光谱:民初宪政新论》,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3]汪栋:《法官的道德自觉与法的确定性》,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

   [4]张文显:《制定法治中国建设规划的方法论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

   [5]《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15日,第9版。

   [6]谢鹏程:《论当代中国的法律权威——对新中国法治进程的反思和探索》,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7]付子堂、陈建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23期。

   [8]李清伟:《权威、法治权威与中国的未来》,载《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9]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以法之确定性问题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

   [10]蔡宝刚、杨显滨:《重温形式理性法律的特质——韦伯视野及当代价值》,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0期。

   [11]杨春福:《论法治秩序》,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

   [12]叶必丰:《我国行政法的有序化问题》,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2期。

   [13]朱继萍:《论不确定性对法律的基本建设作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4]齐建辉:《经济法正当程序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9页。

   [15]王贵松:《行政裁量:羁束与自由的迷思》,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6][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7页。

   [17]关保英:《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18]杨建顺:《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9]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20]张乃根:《哈特的规则分析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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