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中华法系新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2-09-14 16: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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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林  
呈现出独特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并不是单纯外在驱动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模仿对象,也没有既定模式,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新征程,是中华法治文明的新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表现为新问题、新道路、新贡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内忧外患、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前所未有的,犹如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所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国家也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近代以后,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探索,历经挫折与艰辛,终于找准了法治传统与法治实践的契合点,并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新道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中华民族面对新问题所选择的新道路,也将为人类法治文明与人类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方案、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

   四、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法治文明的复兴。中华法治文明的复兴,意味着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法系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也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这决定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复兴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复兴中华法治文明也需要广泛吸收与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走一条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从实际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数典忘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要充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不应排斥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坚持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根本政治实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

   (二)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要坚持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根本政治实质,也要充分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要深化中华法治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吸收借鉴,一方面是将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消化吸收,使之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另一方面是通过吸收转化,更好地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但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否则必然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底气、有自信,要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法治精神的结晶,有许多超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回味、传承和发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华法系的发展规律,从中提炼出超越时空的法理思维、法律理论、法律制度、法治原则,充分发掘其中的制度、文化和技术资源,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例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观念与理论,都是中华法系最为重要的特征,表现了“中华法系对道德的追求,以及对伦理秩序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我们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思想道德的问题。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对“德主刑辅”“明德慎罚”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是历史传统的简单再现,更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中华传统法治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契合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创新。中华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丰富经验的沉淀与凝练,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展示了独特魅力,对于当代法治实践也具有重大意义。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价值尤为凸显。

   结语

   中华法系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是中华民族法治智慧与法治精神的结晶,也是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上的耀眼明珠。中华法系之灿烂与辉煌,不仅在于其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有努力探寻法治传统与法治实践的契合点,从中发现法治发展的方向,才能真正超越立法、审判等技术层面,从国家治理与文明秩序建构的角度深刻理解中华法系的独树一帜。中华民族法治变革、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统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外在因素直接促动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并非以中华法系的“解体”为前提;外在因素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产生了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代际更替,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探索,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法治发展的道路上历经艰辛探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治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赋予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深刻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对中华法系重新定位。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提出了西方法治发展进程中从未遇到过、西方法学家从未讲过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系统性地概括了这些问题。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在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上大步前行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沿着新道路坚定前行,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法系必将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中华法系的新阶段将推进中华法治文明的新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

   刘晓林,1981年12月生,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2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汉至唐律令立法语言分类整理、谱系建构与数据库建设”(21&ZD197)首席专家、吉林省首批“长白山人才工程”青年拔尖人才,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奖励资助(2018),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领军教授、法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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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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