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中华法系新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22-09-14 16: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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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林  
以及围绕律令体系形成的一整套立法、司法等法律操作技术与法学理论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此而孕育的法治传统、法律文化与文明秩序。中华法系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了许多影响至今的思想与理念。“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中华法系产生的原创性及其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强大生命力于此可见。

   (二)演进的连续性

   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原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五千余年从未中断的法制历史中,形成了一个纵向传承、代有兴革的法文化发展轨迹,这个过程不仅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关联性,也凸显了不同时期的时代性、特殊性和创新性。”中国古代法于春秋之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而有典”。中国历代法制的沿革与发展都是在前代基础之上有所增益,轨迹极为清晰。从历代《刑法志》中,都能看到对于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轨迹大致相似的记述。例如,《明史·刑法志》载:“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限于史料,明清及近代的学者未能得见比较充分的秦律文献,故略而不言,仅将律典的源头追溯至汉代。凭借上世纪中后期至今大量出土的秦汉简牍律令,我们得以看到秦汉律令大致的整体样貌,并较为清晰地看到秦汉律与唐律在立法语言、篇章结构、基本原理及立法精神等方面的传承关系。“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而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唐代之后,作为律令体系的主干,唐律的影响一直延续至清末。博古通今、汇通中西的清末法学大家沈家本说:“论者咸以唐法为得其中,宋以后皆遵用,虽间有轻重,其大段固本于唐也。”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与中华法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内涵逐渐丰富,最终形成世界性的法治文化宝藏。

   (三)影响的广泛性

   中华法系底蕴深厚、内涵丰富,自成体系、脉络清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代表着人类中古时期法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唐律疏议》被称为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如同罗马法代表了古代奴隶制文明,《拿破仑法典》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制文明,《唐律疏议》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史上共同的里程碑,代表整个古代封建制文明。《唐律疏议》不仅在概念、原理及思想、精神等方面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之最高成就,立足于现代法学观念审视,其亦极富先进性。蔡墩铭先生在述及“唐律在中国法系之地位”时曾谓:“……然若从其优点以观,则旧律之中亦富有进步之刑法思想,即使以现代刑法学之观点衡之,不但毫无逊色,转足以自豪,此为研究旧律之人不难觉察之事实。旧律之中,以唐律最有价值,且其地位亦最为重要。”《唐律疏议》在立法技术、法律原理方面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西方各国。日本著名汉学家仁井田陞先生曾谓:“在当时世界上,达到像唐律(及律疏)这样发达程度的法典一部也没有。即使被称为中世纪西欧划时代法典的《加洛林纳法典》,也不仅比唐律晚了九百年,发达的程度也大不如。甚至19世纪西欧的刑法典,与其相比也未必增色多少。”以《唐律疏议》为基础,以律令为主要支柱的独特法律体系“挟唐王朝的强劲位势而影响了此后各朝和周边各国的历史进程”。唐代律令体系对朝鲜、日本、琉球和安南等东亚国家的立法与法治发展所产生的直接示范作用与影响持续了千余年,“中国法系”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形成与传播。正因如此,唐代律令尤其是《唐律疏议》辐射东亚、历史久远,被誉为“东洋法制史枢轴”与“东方法制史枢轴”。中华法系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理性的结晶,是东亚各国的母法,也是世界法系之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性。

   (四)发展的规律性

   中华法系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演进历程,呈现了沿袭清晰、代有兴革的发展轨迹,发展、演变过程的规律性非常明显。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法治”与国之强弱、盛衰具有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我们的先人们对于编纂法典尤其重视。可以说,中华法系发展史、中华法治文明演进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而中华法系形成、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也由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修订过程直接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经典论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说明立法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法典化”进程皆由立法者与政治家主导,如汉高祖、萧何与《九章律》,晋武帝、贾充、杜预与《泰始律》,唐太宗、长孙无忌、魏征与《贞观律》等。历代杰出法典都是吸收前代立法成就、总结前代司法经验的产物,但基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格局和运作模式,统治者与政治家的主导往往具有非常直接的决定意义。这些杰出法典往往造就了盛世,例如,汉初高祖立法而有后来的“文景之治”,西晋武帝修律而有后来的“太康之治”,唐代太宗贞观定律而有后来的“贞观之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六十篇,两汉沿用近四百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

   三、中华法系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是中华民族原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伟大探索从未停止,中华法系的发展、演进也未终止。中华法系的发展、演进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前后相继甚至替代关系。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

   中华法系至唐代,达到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峰,形成了辐射东亚的持续影响。中国法治发展至清末,“传统”与“现代”遭遇了激烈的碰撞。当然,此种碰撞只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古今之变”的一个具体侧面。一般认为,中华法系于彼时“解体”,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由外在驱动力的主导突然开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伴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是否意味着中华法治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就此中断、“规律性”就此被打破?若是,则说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由外力驱动的,而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这一表述极为精准:“衰微”的是中华法系的影响而不是中华法系本身。中华法系本身并没有“解体”,也没有“终止”,而是艰难地存续并继续探索。“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法治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适合中国的法治模式、法治道路不是别人指出来的,也不是模仿出来的,只能来源于中华民族从传统出发、立足自身实际的艰辛探索。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变”是常态,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化所呈现的贯通性、一致性和常态性等特征,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历史一贯性是在常变关系结构中展现出来的历史特性。故而,中国历史的一贯性,从历史的宏观载体来讲,始终是通过它是‘中国的’历史展现出来。而在‘中国性’的古今贯通视角看,中国历史之所以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就在于它在维持其中国特性的同时,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因变而立、韧性绵延。”“常”即“常道”,是中国历经数千年延绵至今的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法系形成与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认识和经验的理性沉淀,是接续传统与未来的精神内核,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变”乃“变革”,是中华法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观念、文化的代际更替、新陈代谢与发展演进。“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常”与“变”统一于中国法治发展的“中国性”。中国法治发展进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具体侧面,就此而言,大的历史观尤为重要。也就是说,观察、书写与讲述中国历史,自然要从“中国”出发,势必要凸显“中国性”;否则,我们所观察、书写与讲述的就不再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而是西方法治观念影响中国法治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法系之“变”包含着古代之变、古今之变与现代之变,这是将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统一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就此而言,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法系的“解体”相伴而生的认识,显然根源于刻意凸显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古今之变,这种认识具有人为割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危险。

   “常”是“变”的根据,“变”的深层根源在于“常”的内在驱动。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需求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根据与深层原因,中华法系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聚集进一步变化的动力。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古今之变并非单纯外在驱动的结果,而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根源。“中国现代转变的外驱力是关键性的。但内驱力同样应当重视。内外驱力的高度合一所产生的巨大推力,则是中国现代转变之所以成为无以逆转的滚滚洪流最重要的原因。”西法东渐对于中华法系造成了极大冲击。外来的法律制度、法治观念需要良性的政治土壤与思想资源来接纳,这不是单纯的外在驱动能够实现的,还需从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需求寻找根据。在特定历史阶段,西方的法律制度、法治观念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提供了一些有益要素,但这些要素会根据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融入中国法治发展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基,最终形成推动中国法治实践的巨大力量。

   因此,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中华法系的发展、演进统一于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新阶段。

   (二)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化则发轫于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而法治现代化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波涛中被唤醒。在世界法治现代化大潮流中,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不断拓展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伟大创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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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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