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民族与政治的纠缠及政治学的认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2-09-13 22: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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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并促成了相应的社会运动。在这两个因素对西方国家移民人口的动员作用不断深化的条件下,移民群体一直在滋长的聚族意识日渐凸显,导致了新的聚众成族的过程,进而促成了以认同为基础的族性身份群体的凸显,这反过来又引起了其他人口的聚族现象,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多族化,最终导致了“身份部落化”。由此形成的族性群体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民族或民族群体具有很大的不同,但本质上也是一种聚族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群体,这与此前的民族群体并无二致。这样的族性群体也是一种民族群体,或者说是一种新型的民族群体。由于这样的聚族现象主要发生在最早构建民族国家的西方国家,其影响更加突出,也更值得关注。

  

   其次,这种新的聚族现象由于政党政治的介入而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逐渐形成的族性群体或族性身份群体,为激烈竞争或对立的政党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并争取选票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或群众基础。西方国家选举政治中政党对这种族性身份群体的利用呈现出一种逐步增强的态势。另一方面,受到政党意识形态及其所进行动员的影响,族性群体在特定意识形态下的聚族以及对其他群体的抵制甚至攻击,反过来又强化了自身的内部凝聚和外部的界限。新的聚族现象及其形成的族性身份群体与政党政治的这样一种相互赋能的过程,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注入了此前不曾有过的民族因素或族性因素,使民族与政治的纠缠呈现出新的面貌。

  

   最后,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民族国家体制受到解构性的影响。影响世界数个世纪的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成的一种国家形态,通过一系列体现主权在民原则和建立在一元性国民权利基础上的体制机制而稳定运行。但是,越来越突出的族性群体侵蚀了以国民共同体表现出来的民族或国民的同质性以后,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一元性国民权利的基础不再坚实和稳固,掺入了族性身份因素的一人一票选举结果的权威性便受到质疑。美国2020年大选后的攻陷国会事件将此推向了极端。这样一来,民族国家体制的根基便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或者说被注入了解构性的因素,严重的制度失灵不时出现,延续了数百年并且对整个人类的政治面貌造成刻画性影响的民族国家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因此暴露。

  

   此外,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中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多种变量的出现和增强,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刚性化。在此背景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民族化现象也日渐突出。一方面,一些国家为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诉诸民族因素,以此来进行动员和增强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共识;有的国家则在激烈的竞争中充分显露了其国家行为受到其民族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行为方式影响的特征,即民族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则以民族因素来组织国家集团,如五眼联盟、美英澳的奥库斯(AUKUS)联盟,以此来增强自己国家的竞争力。于是,国家行为的民族化(受民族自身及其行为逻辑支配的特点)和国际关系的民族化现象便日渐突出,逆转了此前的民族行为国家化、民族关系国际化的进程,从而使民族与政治的关系显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将国家形式掩盖下的民族属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开启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范式。

  

   上述情况表明,民族国家的构建及逐渐普遍化,把民族与政治的结合提升到了国家制度的层面,使民族与政治具有了新的形态,开启了二者结合和互动的新纪元,并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造成深刻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对民族的认知、讨论,对民族政治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总体上都是在此框架下进行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中展开的民族与政治的关系,也孕育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复杂的形式,形成了一种日益复杂化的趋势性变化。同时,这样一种复杂的演变过程中的若干具有节点意义的环节或事件,又将民族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英国光荣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国家形成和扩张的阶段,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遍及全球并产生影响的阶段,三是21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体制受到解构性影响的阶段。

  

   四、政治学认知的深化和拓展

  

   在民族与政治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呈现越来越复杂景象的情况下,对人类历史尤其是民族国家构建普遍化以来历史的认知,就无法回避民族或民族政治现象。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各种概念入手不可”。一些研究或理论对民族因素重视不够或有所忽略,只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主体自身条件的限制而未达到应有深度和广度而出现的暂时现象。关注政治过程背后的民族因素并形成相应的认知,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应该肩负起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时,对民族因素总是给予极大关注,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世界历史格局时,就突出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的变化,并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做出了“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的预判。列宁则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论述更加具体,尤其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必然地涉及民族现象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1989年出版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专门讨论过此前20年“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精彩著作”,并“详列一些有趣的著作,让大家一窥其奥”。但更为有趣的是,其中的许多著作是将民族与政治结合起来研究的。霍布斯鲍姆说道:“我所谓的‘民族主义’是采用盖尔纳的定义,亦即‘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其实,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对民族的界定就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的。吉登斯说:“‘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安德森则宣称:“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也许正是由于从与政治(国家)关联的角度进行定义,他们关于民族的定义才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

  

   关于民族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政治现象中的民族因素,政治学在成为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也给予了关注。“政治学作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一般说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政治学经过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的发展,到19世纪后期,形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这样的知识体系内容丰富而庞杂,基本上是历史上众多学者或思想家著书立说而创造和积累的知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预设并按现代科学的知识分类方法进行整理而实现体系化的。其间,民族国家框架具有统摄的意义,近代以来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形成的认知也都有切实的民族底蕴。但是,在政治学中,从民族的视角去观察政治或对民族政治现象的专门关注却长期付之阙如,只有极个别的论著涉及民族,如约翰·穆勒的《论代议制政府》就有“对民族这个主题的讨论”。因此,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长期缺乏从民族角度去观察政治或对民族政治现象的专门解释,以至于民族国家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后对其进行的理论阐释都十分薄弱甚至充满了混乱。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国家纷纷采取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以后,尤其是这些新兴民族国家内部多样化的民族对现代国家体制的挑战逐渐凸显,激起了政治学对民族与政治关系以及民族政治现象的关注,不仅民族国家的构建被视为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由此引出的国家认同问题更是受到了高度的关注。的确,许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民族,采取了民族国家这样的体制机制,但其内部存在的众多民族群体与这样的国家体系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并日渐突出,从而引起了政治学的关注和研究。其间,阿尔蒙德关注了由于民族因素导致的对“准国家单位”的效忠,以及“集体忠诚冲突”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鲁恂·W.派伊则将此类具有突出民族属性的认同危机视为新兴国家“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宁骚的《民族与国家》一书,也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塞缪尔·亨廷顿则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讨论了“亚民族的、双重国籍的和跨国的身份/特征开始抬头而损害国民身份/国家特征的重要性”这样一个典型的民族政治问题。政治学的教科书中也有了民族政治方面的内容,迈克尔·罗斯金等著的《政治学科学》就专列了“民族、国家与政府”一章。

  

   政治学对民族与政治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政治现象的专门关注,以及完整知识体系的构建,是通过构建民族政治学而实现的。20世纪末,国外出现了一批研究民族政治现象的著作,高永久的《民族政治学概论》对此进行过专门的梳理。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政治学构建也浮出了水面。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丰富经验,以及民族学、民族理论政策等学科所提供知识的基础上,中国的民族政治学构建快速地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周星1993年出版的《民族政治学》开中国民族政治学构建之先河以后,更多的学者将民族政治学的构建不断向前推进。2003年,周平阐述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专著《民族政治学》问世,并被教育部选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成为国家认可的本科课程教材,意味着民族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2007年,《民族政治学(第二版)》作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再次确认了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地位。

  

   民族政治学的构建不仅实现了政治学对民族与政治关系认知的自觉,而且通过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实现了政治学认知上的根本性变革。首先,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对既有认知或知识简单的梳理和整理,而是在发现民族与政治相互作用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的知识整合和认知创新,从而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其次,民族政治学所提供的学术视野、概念体系和知识逻辑,又为进一步研究和知识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分析方法和概念工具,对进一步的认知和知识生产产生深刻影响;最后,学者们在既有知识体系的影响下,对复杂的民族政治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尤其是产生的知识又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民族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作为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民族政治学的构建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一是知识供给,即提供了对民族政治现象具有解释力的知识,不仅改变了政治学对民族政治现象解释理论缺乏的状况,而且通过国家级的教材实现了民族政治知识的稳定传播;二是政策供给,即提供了专门化、学科化的政策选择,不仅提供了应对民族政治问题的多种政策视野和政策思路,而且就一些重大的政策议程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三是观念供给,即提供了观察、思考和应对民族政治问题的基本观念,不仅提供了观察和应对牵涉民族因素的矛盾和冲突的观察角度,而且提供了解决国内民族政治问题的政治学视角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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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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