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民主沟通:雅典精英如何说服大众——以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为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 次 更新时间:2022-09-12 23: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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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二、在民主沟通中的演说术

  

   奥博将演说术作为重述雅典民主的一个切入点,这是一个可以让人产生新鲜感的路径。在他的眼里,雅典的民主运作,演说术是精英和大众的沟通桥梁,是推动民主运行的一个有效方式。在他看来,雅典民主是精英民主,是财产、身份与能力三种不平等所注定的民主形式。由于雅典财富的有限,个人必须服从群体,平等仅限于政治领域,因此这种民主形式中缺乏现代民主所仰赖的消极权利,也就是私人事务不受政府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性理念。但雅典的精英民主不是精英垄断的民主,而是精英想方设法说服大众的民主。基于此,演说术就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明确指出,他对雅典民主的研究“一个重要任务,是解释大众接受精英领导的方式,以及他们限制精英公民手中权力的集中、又不会驱使他们公开反抗的方法。”[ 约西亚·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19页。] 这是一种旨在揭示精英与大众勉力合作、斗而不破的民主形式的进路。

  

   演说术,就是演说者针对演说的对象、演说的目的、演说的技巧、修辞的运用、演说结果的期待,由精英对大众来展开的公共演说、法庭演说和政治演说所展示的艺术。演说家必须对自己的演说了然于心。假如你今天跑到农村去,人家吃不上饭了,你给人家大讲特讲共产主义的辉煌远景,说不定人家上来给你一耳光:你疯了,我这饭都吃不上,你给我讲共产主义。反过来讲,如果面对一批生活富足、缺乏意义寄托的人,研究者却大讲特讲衣食住行、小康生活的人生追求,他们也会感到索然无味、缺乏共鸣。这意味着,演讲者与听讲者需要共同维持一个言说与谛听的演说场域,以求精英将自己的看法有效传递给听众或大众,而听众或大众有机会去判断是够接受精英的看法。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和大众需要寻找一个共同政治空间和共同政治安排时,必须要有沟通艺术、必须要有沟通桥梁、必须要有沟通预设、必须要有沟通技巧。演说,成为这类沟通的桥梁。演说术的精髓,是要人能听、想听、听得进、接受得了。因此,演说术在文字上要高度强调修辞术,将修辞术的技巧,在演说时贯彻进去;同时针对不同演说需要,将演讲者与听讲者调动到同一个共鸣场域。

  

   奥博非常聪明地、当然也可以说比较投机地选择了《阿提卡演说家合集》作为分析雅典民主沟通中的演说术的文本依据。这样既免除了历史故事叙述所依据的经典文献不足的尴尬,也满足了人们在历史研究、尤其在政治历史研究当中对可靠性期待的渴望。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寄托于历史学家依据的文本的可靠性。奥博深知这一点。他不在历史的只言片语中给读者重建叙事。他在书的首章当中,非常讽刺地说,那些古希腊史,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文化史作品,都试图把只言片语连缀在一起,想给你清晰叙述古希腊历史。这就像司马迁《史记》那样,读其故事,让人击节赞叹、或者愤慨无比。对古史研究来讲,这实在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奥博以《阿提卡演说家合集》为据来探究雅典民主的沟通术,可靠性明显增强。尽管这部演说集中收入的演讲,仅有实际演说文本大概10%的比例,而且只是精英的演说,但却构成今时今日理解雅典民主的主要依据。[ 奥博说,理解雅典民主,“演说合集将为我提供最重要的文本。”氏著:《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44页。]为何在雅典民主中见不到穷人统治,也见不到穷人演说?因为穷人很难获得进入统治机制的契机,即便发布一些演说,也因为没有人给穷人演说刊布文稿,这些文本就流传不下来。虽然奥博所依据的精英演说只有流传下来的10%的文本,但它是比较可靠的文本。这就像国人所知,先秦诸子大约有1000家,到汉代就只有九流十家了。但为什么一谈先秦、一谈我们的古典世界,就会如获至宝地把九流十家的文本,当作重述古典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可靠根据呢?就是因为它是论述先秦思想史的可靠文本依据。由此可以理解,《阿提卡演说家合集》何以成为奥博勾勒演说术最重要的文本根据。这是现代人研究古典学非常聪明、也比较机巧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这样他的文本阅读、修辞分析、技巧解剖、政治解释,就有了可靠性依据——一切说法都因其有文本根据而变得可靠。这就不是把只言片语串起来,勉强给你讲一番出“生动活泼”的历史故事可比的。

  

   奥博这本书对雅典民主研究的切入视角,可谓独特。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古典学研究当中,很少见到论辩性有奥博这本书这么强的,整个第一章基本上都是在反驳别人:从中国人关心的角度看上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唯物、重视生态,让意识形态分析受到影响;以实在形态如经济形态来重述雅典的故事,也不可靠,因为它会遮蔽民主的面相;以帝国来研究雅典,但雅典帝国崩溃以后雅典还在继续运作,那帝国的决定性意义在哪里?帝国辩解者说,雅典从帝国得来的好处,以及稳定的制度,还可以支撑雅典民主。这个说法是不是让人耳熟能详?这就是人们今天讽刺的制度决定论者的说法:一旦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将势不可当、一以贯之,奥博否定了这一说法。有些人则从奴隶制着手研究雅典,雅典为什么能够运用那么复杂的民主体系?因为有不少奴隶提供物质生产,因此雅典的公民民主才有可能,这也是一种牵强的说法。因为奴隶提供的物质财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那么能够支持民主政体运行。[ 参见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1章“问题与方法”C部分,第19-49页。] 这些辩驳性的分析,可以说是奥博为自己从演说术视角重述雅典民主清理出了地盘。

  

   在古代时期,雅典城邦规模大的时候也就是5、6万人,战争导致人口急剧衰减的时候则降为1、2万人,甚至有几千人规模的时候。这么一个规模有限的城邦,怎么可能供养那么多人,一天无所事事地去辩论、去演说?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故事,可谓经典:他本来是个石匠,但却不去敲打石头,天天跑去搞精神催产术,老婆非常恼火,跟他吵架。他一边吵架一边走出家门去跟人辩论,结果老婆兜头一盆水泼在他身上,他却幽默地说,响雷之后必有大雨。他的母亲,是个催产婆,他受其启发,从事精神催产,四处跟人讨论,向人发问,被问者好为人师,不断地给他解释,他不断地追问,问得人哑口无言,以此印证“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于是,最后运作民主政治的人都很恼火,以苏格拉底亵渎神明、蛊惑青年,判其死刑。[ 参见卡尔·雅思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4页。] 这一经典案例,既让雅典民主蒙受污名,但也让人们理解演说、辩论在雅典民主中的重要地位。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奥博从演说术的角度解释雅典民主的正确性。

  

   一个流行的政治看法是,民主运作的成本会高于专制,因为专制受一个人意志支配,决策听凭个人独断;民主需要磨合,磨合就会提高决策成本。须知,在现代民主运作中,全国大规模的投票即普选,加上地方选举,耗费成本确实不菲。尽管人们辩护道,民主政治的选前成本高企,选后成本可控;而专制的决策成本很低,但执行和善后成本却极其高昂。但仅从民主的领导人产生机制来讲,其成本问题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今日美国,从镇开始、到市、到州、再到国家,三五天就会有一次投票,这个成本,无论如何是居高不下的。雅典民主运作所必需的财政支持从何而来?雅典民主时代,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时代,他们依靠什么样的财政来源去维持民主?一方面,其直接民主、抽签轮流坐庄的形式,成本很低,但这却让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置成了问题。另一方面,雅典只好严分公私。只要一个人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家政就隐匿起来了,大家就只谈公共问题。对此汉娜·阿伦特大为欣赏,对人们进入公共场所,参与公共事务,一心追求荣誉、荣耀、永恒,大表赞赏。[ 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二章“公共和私人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3页。] 但这可能是因为阿伦特仅将眼光聚集在雅典的公共生活领域所得出的结论。雅典民主还是在那些已经解决了私人生活问题的富人基础上运行其民主机制的,这就是奥博所揭示的雅典民主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上的缘由。雅典民主机制在运行中,那些发布公共演讲者,大多是不愁吃穿的富人。雅典民主就是富人统治下的民主。但富人统治并不是限于富人之间的游戏,而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游戏。富人对自己统治的想法与办法,得借助演说,让穷人呼应,从而让城邦的富人与穷人建立起沟通机制。这样,雅典民主的运作才会顺畅起来。富人为什么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演说在穷人那里获得呼应、甚至入脑入心呢?便是因为手握公民权的雅典穷人,是雅典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手里有决策权。富人在政治演讲中怎么鼓噪,穷人自有其判断,他们呼不呼应富人,赞不赞同富人的主张,得由穷人自己决定。这就是现代所谓的人民主权的古代形式。如前提及,这一解释,让那些用奴隶制来解释雅典人民主的观点,站不住脚了:有人认为,雅典通过打仗、掠夺等方式,让一批批奴隶从事生产,解决家政、财政问题,于是雅典公民专门从事公共活动。奥博断言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一方面奴隶的规模和奴隶的生产效力并没有达到维持一个民主制运转的必要物质水平,另一方面公民都是在从事家政、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去参政、议政的。由此卡件,无论是就帝国、民主制、工商经济或者政体习性,或者民主偏爱的其他技艺去解释雅典民主,所有单一解释进路,都不足以很好地解释雅典民主。[ 参见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1章“问题与方法”有关论述。]

  

   如前所述,经由演说文本分析来呈现精英与大众的沟通与互动,这比之于连缀历史故事要来得可靠。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堪称表演的演说术,以及相应凸显出来的理解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杠杆,即意识形态,成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演说术在雅典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的一个进路。对现代国家来讲,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正面用词。这是中国人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旧的统治阶级乃是丧失正当性的统治集团,他们的意识形态自然很难给予正面评价。而在现代政治学理念中,断言某种理论是意识形态化的,就等于说它是政治化的、权力化的、乌托邦化的,贬义更加明显。奥博不是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

  

   奥博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什么?它既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也不是精英对大众的理念灌输,更不是我们今天政治科学中所说的意识形态。政治科学中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对于现代美好社会建设的一揽子承诺。奥博所说的意识形态,类似于一种流动的观念状态,社会精英和大众能够由此建立起沟通桥梁,进而实现某种政治共振或者达成某种政治共识,产生政治协作的那种状态:它是构成思想行为基础的看法与态度的混合物。因此,对奥博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不能按现代关于意识形态的种种流行解释来理解的。在雅典民主的精英演说中,会借助一系列象征性的言辞激发听众的想象力,以此促成成员之间达成一致。“任何社会的成员,对人性和人的行为都会做出各自的假设,对道德和伦理有各自的观点,持有一些普遍的政治原则;这些假设、观点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认同的原则,再合适不过地被称为意识形态。” [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45页。]

  

从一个特定的雅典空间进入,其所实行的民主面貌便展现出来。奥博不采用历时性进路,即通过从历史发生时期下延到今天的现实来理解雅典民主。历时性解释,很难呈现一定阶段上(静止)的社会总体政治面貌。循此进路,人们才能够了解当其时的社会成员发生共振的意识形态的状态和情形是怎么样的。在演说精英言说时的思想、知觉、语言所用的象征与隐喻,可以看到宏大语境中精英与大众借助象征与隐喻如何达成一致。民主在沟通中促成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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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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