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郝大鹏 霍晓霖:碳中和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2-09-10 14:17:37

进入专题: 碳中和  

刘元春   郝大鹏   霍晓霖  

  

   摘要: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提出的长期战略目标,需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本文旨在阐述碳中和的经济学原理,从碳中和经济学的内涵、碳定价的争论、碳核算和责任划分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和评述,并对碳中和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的实现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碳中和目标和推动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和绿色技术进步很难实现,还需要碳税、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宏观调控措施以及有效的国际合作。

  

   关键词:碳中和经济学;碳定价;碳核算;绿色发展

  

   引言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既彰显我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明确态度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节能减排虽然能从源头上控制碳排放,但却会对经济发展施加一项硬约束,这势必会对我国产业布局、能源结构和经济增长路径产生深远影响。碳排放约束虽然在长期会有利于企业创新、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但在减排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碳中和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平衡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以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目标是碳中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即排放碳的部门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而碳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等问题却由全体部门一起承担,并且碳排放带来的后果具有较长的滞后期。碳排放的外部性导致自由市场形成的涉及碳排放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低于其实际社会成本,进而导致化石能源使用量过多。同时,市场短期内很难给予绿色产品以合理的市场定价。因此,纠正碳排放的负向外部性需要宏观调控政策强有力的干预,其中设定合理的碳价格是关键举措。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碳定价的基石,合理确定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福利。碳税和碳交易是碳定价的两种主要方法,当前我国是优先发展碳交易制度,但是关于我国应该采取哪种碳定价措施的研究仍较少,并且我国为何优先发展碳交易制度和何时实施碳税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待夯实。

  

   碳中和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绿色技术,技术进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并且技术进步有可能陷入“杰文斯悖论”的困境中,这是因为能源效率的提升所节约的能源有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产出效应等所产生的新需求而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即产生所谓的能源回弹效应。能源回弹效应并不是说能源效率改进措施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说明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还需要配合价格调控、总量控制等宏观调控手段。除了碳税和碳交易,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绿色金融政策等。同时,国际合作对解决碳泄露、促进全球减碳技术的发展和实现全球碳中和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大量绿色技术的创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其收益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对弥补碳税和碳交易等政策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有待加强。

  

   只有在绿色技术、宏观调控和国际合作等“多管齐下”的作用下,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碳中和目标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化转型。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碳中和经济学的文献,从碳中和经济学的内涵、碳定价的争论、碳核算和责任划分等方面来进行总结和评述,并对碳中和的实现路径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我国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的实现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一、碳中和经济学的内涵

  

   (一)碳中和与人类发展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2014》指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二氧化碳是未来气候的关键驱动因子,而气候变化会对地球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造成严重、普遍和不可逆的影响,并带来严重的气候风险。

  

   全球变暖导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这不仅对脆弱的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冲击,而且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对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弱势群体和社区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人类停止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的相关影响也将持续数个世纪。随着全球变暖幅度的加大,突变或不可逆变化的风险将会大幅度增加。现有文献已经充分证明平均气温上升会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增长、农业、健康或死亡率等。[1-2]因此,尽早实现碳中和对人类社会的良好发展至关重要,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来控制碳排放已变得刻不容缓。

  

   (二)碳中和与经济发展

  

   1.碳排放约束的影响

  

   为实现碳中和必须实施一定的减排政策,这会增加高碳行业的生产成本,削弱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规模,进而对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张友国和郑玉歆[3]研究发现施加碳强度约束会对我国投资、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会导致出口总量有所增加,其中化石能源供应和碳密集型部门的出口减少,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出口则可能增加。Yang等[4]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在2009年提出的碳强度约束政策阻碍了我国工业行业绿色生产表现,并且没有帮助我国实现碳减排和产业增长“双红利”目标。陆旸[5]进一步证明我国不存在减排与就业“双红利”。现有文献尚未有效识别出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影响的关键机制和探究出减轻经济成本的有效措施。

  

   减排政策不仅会促进低碳绿色产业的发展,还能减缓气候变化,进而减少人类在健康、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这有助于经济增长。Hanson和John[6]发现针对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不仅会降低碳排放,而且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正向的净影响。王兵和刘光天[7]认为我国实施节能减排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如何通过绿色生产效率提升经济整体生产效率和实现绿色经济复苏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话题。

  

   2.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认为,人均收入与环境恶化程度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呈现“倒U型”,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往往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环境质量趋于改善,这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近期,国内外文献开始探究是否存在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且现有文献对此的研究结果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国外的文献认为存在“倒U型”的CKC[8],但是还有不少国外文献认为不存在“倒U型”的CKC[9],或者存在单调上升形态的CKC[10]。国内文献也进行了有益探讨。胡宗义等[11]认为我国不存在“倒U型”的CKC;何小钢和张耀辉[12]发现我国存在呈现“N型”的CKC;而许广月和宋德勇[13]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倒U型”的CKC,但西部地区不存在该曲线。

  

   由此看出,当前文献对CKC的研究分歧很大,还需要深入探究和分析CKC的关键影响因素。理清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制定出有效的减排和经济发展政策,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和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赢至关重要。

  

   (三)碳中和与企业创新发展

  

   对企业施加碳排放约束是环境规制的一种形式,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基于新古典主义假设的传统理论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环境资本支出,这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和不利影响。[14]然而,“波特假说”系列文献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此形成的先发优势可以补偿环境成本和损失,进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赢。

  

   近期,国内外文献开始探究碳排放约束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Calel和Dechezleprêtre[15]基于欧盟排放交易数据,研究发现碳交易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且不会挤压其他技术创新。刘晔和张训常[16]研究发现我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和创新活动,但是只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小型企业的研发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胡珺等[17]基于我国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碳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能够增强碳排放权交易的积极效应,但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会削弱该积极效应。

  

   显然,碳中和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减排措施是否会挤压其他创新投入、对不同类型减排主体的异质性影响以及不同类型减排措施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差异等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二、碳定价的争论

  

   碳的社会成本是衡量单位碳排放的边际损害的重要指标,即以货币形式衡量当一吨碳被释放到大气中时所造成的损害的现值。合理确定碳的社会成本有助于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减少碳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社会福利。[18]具体而言,对内可以通过对国内企业的碳排放征税或建立碳交易制度来实施减排,对外可以通过向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发挥减排效力。

  

   碳税和碳交易被认为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途径。碳税是一种价格型工具,以庇古税为原理,对边际社会净损失进行征税从而改善社会总福利。碳交易是一种数量型工具,其理论基础为科斯定理,主张通过界定清晰的产权来促使市场主体对碳排放权进行交易。在理论上,碳税和碳交易均可以在均衡状态下使得碳排放价格等于边际减排成本,这两类政策工具在实质上等效[19],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一)对内定价

  

   1.碳税

  

通常情况下,碳定价最简单的方法是征收碳税。根据政府征税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其中直接法最为常见。直接法指政府以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货币价格来征税;间接法指政府对燃料进入经济体系时的碳含量征税。征收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但只有合适的税率才能起到环境和经济双赢效果。Guo等[20]基于中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得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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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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