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7 次 更新时间:2007-03-23 00: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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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一百六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开启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到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新的“改革开放”,其间经历多次非理性革命的中断,但最终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已显然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上次本栏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上千上万,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今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到,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预计收入达12亿美元,跟176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千万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做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上文登出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 等等。

  

   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五位同仁(Robert Allen, Jean-Pascal Bassino, Maison Franco-Japonaise,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篇题为《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至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代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在一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等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等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面粉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麦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一斤1元1毛,12亿美元相等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一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等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五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档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万个鸡蛋,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一定会让我母亲听了晕倒!而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4毛一个,12亿美元等于240亿个鸡蛋,也很多,但不到乾隆朝廷收入的一半!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000斤要10.5两银子,4937万两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一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也显得更多。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它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的。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存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更加显得高了。第四,相反,鸡蛋、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越珍贵,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作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一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一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一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为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件事是,1986年至90年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敬儿子,大夏天,跑遍广州城都无法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可是,在中国全面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之后,不要说在广州,连在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

   实际的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录,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达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50年代,中国选择与世界隔绝,逆潮流而行,将全球资本的力量拒之门外,在内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私人财产,全面实行国有,抑制财富创造力和物质生产能力。结果,特别是文革期间,普通中国人的一天劳动所得重回新低。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的收入包括非现金福利和工资两部分,由于那些隐形收入不好估算,这里我们可看看那时的现金收入。普通工人单位一天的边际收入大约为1元,也就是说,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当时米价4毛一斤、肉7毛一斤、鸡蛋1毛一只计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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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证券市场周刊》2007年3月19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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