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涛:孔子故里的纠纷解决与权利的儒学容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23: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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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涛  
所要沟通的正是古代中国人与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行,古与今恰恰还能在文本之外实现跨越时空的延续。渗透论和实践论固然都依赖文本,但具有不同的指涉,前者直接加持着文本,意在让文本中的内容走出文本,涵涉着来源意义上的文本依赖,后者则涵涉着裁定意义上的文本依赖,不致力于设定任何条件,可以让实践免遭来自文本的单方面驾驭,以便于展现得更加丰富多彩。两者的互动和各自所指涉的内容其实未必只能出现在孔子故里,但孔子故里的借儒调解恰恰让它们以极其显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尤其是渗透论的出现,即便不能认为曲阜市委市政府曾以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作为模仿对象,恐怕仍是在有意无意间运用了科举式的历史经验,以至于要把儒学文本中的理念直接送入调解室。

   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曾有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春字意指季节。《诗经·鲁颂·閟宫》有言,“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传统注疏有云,言春秋“犹言四时”【18】,即一年四季。春秋一词在此实为表示时间乃至频率的概念范畴,借助于它,最能表达清楚某些儒学理念每时每刻都栖息在人们的所思所行中,而每时每刻的逐步延伸就形成了自古至今的历史。《论语·子罕》记有这样一词,“达巷党人”,常见注解把达巷释为党名,达巷本身则是名字叫做达的街巷。【19】借用巷字,可以表达清楚儒学理念以人们穿行在其中的民间街巷作为存身的空间载体。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有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里仁》中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议与不议的主体包括大众和精英。精英置身街巷,除了参与议论,还要对大众的日用常行加以儒学反思,并非只能成为向民间灌输儒学的传声筒,更要为存留在普罗大众所思所行中的儒学理念代言。各方巷议的内容同样可以用春秋一词指代。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据《孟子·滕文公下》所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而作《春秋》”。《春秋》一书自带褒贬裁断,就如同纠纷化解包含着讼与不讼的褒贬抉择。

   毋庸讳言,完全可以用“春秋巷议”一词来指涉和涵盖儒学自古至今具有怎样的传承机理,即正是古往今来的普罗大众在日常的所思所行中创造出了儒学理念,精英的贡献在于提出儒学理论。区别于儒学理念是指人们在日常中表达出来的某些思考,儒学理论则是针对那些思考做出的理论化表达。前者无需人们去刻意展示和发现,只要那样想了或者那样做了,即可获得呈现,后者无疑囊括着如何发现和阐发前者的技法。尤其前者,以极其鲜活的姿态彰显着儒学在古今民间具有持之以恒的生命力,甚至早已成为了活生生的历史文化遗存,还彰显着人们的某些具体感受原本就属于原生态的儒学理念,继而可以把民间视为儒学的存留地,凸显着儒学具有民间积累的型质。何谓民间,尽管古今有别,但只要把它视作官方乃至儒学文本的对应面,那么它在古今社会所指涉的便不会存在实质性差异。正是在儒学理念和儒学理论古今传承的过程中,遇上了外来的西学。既然权利观念早已参与了人们是否致力于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裁断,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早已被儒家历来一直关注的历史经验所容纳。既然历史经验原本就蕴含着儒学理念,接下来就需要探讨儒学本身会给外来的权利提供怎样的存身位置。

   五、 纠纷解决的历史经验

   正如学者所言,中国社会缘何未能孕育出一套雷同于西方的权利观念,就在于自古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人际和谐,不尚争斗。【20】关键问题就在于,不尚争斗并不等同于不会发生任何纠纷。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一则曾在鲁定公时期担任大司寇,职责所在,必会接触到大量的争讼案件,二则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犹人二字,表明孔子和其他人都以无讼为求。诸如此类,说明在孔子所在的时代乃至以前,早已形成以无讼为求的历史传统。既然如此,那又该如何化解纠纷?

   据《史记·五帝本纪》和《韩非子·难一》记载,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舜曾前往耕焉渔焉,布教德化,历山之人皆让畔,雷泽之人皆让居。显而易见,舜裁断争讼的目标导向在于促和,教化的意义波及,并非只是在眼前实现了息讼,更是可以引致日后无讼。此类策略,在先秦以后仍是屡见不鲜。比如说,据《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东汉时期,吴祐出任胶东相,民有争讼者,辙闭阁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尽管舜和吴祐之举未曾被史书直接冠以调解的称谓,但布教德化和重相和解中蕴含着以调促和的基因。甚至可以说,调解正是一种致力于达致无讼的儒家式纠纷化解方式。

   正如学者所言,通过调解化解纠纷,早已成为中国社会自先秦以来的一贯传统。【21】迄至当今,曲阜市委市政府助推非诉讼调解,难免会产生追求无讼的指向效应,就构成了对传统儒家无讼观的遥相呼应。无不表明,在孔子以前的时代和孔子所在的时代,直至当代,如何化解纠纷,存在着相同的、一再发生的、持续存在的历史经验。无讼为求和以调促和,置身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是一种跨代性存在,又是一种共时性存在。更重要的是,调解早已被《人民调解法》等法律确定为纠纷解决制度,并非只能出现在孔子故里。即便它出现在了其他地方,而且无论人们是否已经明确意识到它属于儒学范畴,它的每一次出现,其实都会在儒学实践论的层面上携带着自身的儒学基因。孔子故里一旦助推调解,究其内里就是在助推儒学,明确提出借儒调解所能产生的效果,至此就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 其一,能够让原本就属于儒学的事物越发具有儒学色彩和意蕴;其二,意在让儒学通过渗透论的逻辑参与到当代的制度建设中。那样的参与是否可行和能否有效化解纠纷,恰恰在孔某案中获得了检验。

   到底该以怎样的规范设定和秩序框架调处人际交往,历史上同样早已积累下了丰厚的经验。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言,克己复礼。孔子更是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何谓礼,据《论语·八佾》所记,孔子谈论季氏时曾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有天子才可以欣赏八佾舞于庭,身为大夫的季氏原本只能享用四佾,一旦享用八佾,无疑属于严重的僭越礼制。就此看来,礼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规范,仅凭它来约束人的行为并不可靠,但又不能让它彻底消失,否则更会引来全盘失控,因而仍有必要回复至依礼而行。何谓克己,则是指通过诉诸于内的省察引来接应于外的自我克制。孔子曾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点明了内省是何等重要,孔子又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并且在《论语·子罕》和《论语·卫灵公》中各说过一次,“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点明了仅凭克己来约束人的行为同样并不可靠,即便德目昭彰,仍是难以确保人们会发自肺腑地真心喜爱,并且全盘接受。既然如此,无论克己与复礼如何相互涵涉,到底是让外在的礼渗入内心而作用于克己,还是要由内在的省察引来外在的复于礼,恐怕都需要诉诸于内外结合,方可确保免于产生各种负面效应。据《论语·为政》记载,孔子又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相较于政和刑皆属于外在于人的事物,德和礼则是一内一外。透过民免而无耻与有耻则格的对比,无疑能表明,唯有德和礼的内外结合才可以使人举止得体。

   经由古今转型,内外结合的框架早已有所演变,但变中亦有不变。借据孔某案来看,孔某选择克己显德,克己的形成肇始于内省,显德的出现则肇始于外在标语的唤醒,同样表现出了内外结合的逻辑。更重要的是,诉讼与调解原本同时处在备选位置,留待人们选用,调解一旦成为首选,诉讼就成了被后置的备胎选项。搭配着此番位置设定,道德与权利同样会展现出孰前孰后的位置排序。区别于礼和礼治曾在传统社会主导着人们的日用常行,当代社会所要显扬的则是法治和法律,意味着法律和权利早已顶替了礼的位置,于是促使传统的克己复礼演变成了道德与法律和权利的结合。就如同道德可以同时表现为内在于人心的意识和外在于人的规范,尽管法律和权利来自国家立法,但它们同样能渗入人心,展现为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如此一来,通过助推调解的方式在当代达致无讼,所要凭借乃至依赖的便是道德与法律和权利的内外结合。说到底,传统的克己复礼可以开显出三部分构成,除了克己和复礼以及两者的相互涵涉,还包括一内一外的构设。此种构设至今犹在,而且克己依旧光鲜,有所演变的其实只是其中的复礼部分。恰恰正是传统的克己复礼框架,锁定了外来权利在中国的存身位置,而且传统框架本身亦通过接纳外来事物的方式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促使本土原产事物和外来事物实现了重组。

   总而言之,传统框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何止能够在当代社会获得显现,甚至还能够涵涉古今和中西。权利的外来和礼的式微,更是映衬出了中西层面的你来我往和古今层面的此消彼长。权利观念携带着自身的斗争性基因入华,表面上看去无论如何都难以与本土一贯于崇尚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合拍,但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早已促使本土事物和外来事物实现了包含着差异和矛盾的共存。尤其儒学,最能助力于本土社会的尚和氛围,貌似会对权利外来表达出排斥,实际上却未必如此,反倒正是它极力强调的无讼为求和以调促和,促使中西差异并不会对本土事物和外来事物的共存构成致命的威胁。具体纠纷的发生固然背离了克己复礼,但不意味着归仁无望。只要不再继续激化矛盾,诉诸于调解,仍能实现归仁无讼。调解所要加持的正是为仁由己,并非是要强立严束,否则反不为美,因而只可在如何注重调解和如何调解的问题上肯定曲阜市委市政府的做法,不可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予过多赞扬。若是一味执着于调解,阻止当事人前往法院提起诉讼,恐怕就会引起不满。为仁由己的实现,搭接着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崇尚和谐的历史经验,通过道德与权利的内外结合化解纠纷同样涵涉着历史经验的再现。历史经验缘何如此可靠,不只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存在于过往的事物,已经在过去经受过指涉性和有效性层面的检验,更是因为它置身于当代,在自身有所演变的同时再次经受了检验。

  

   注释

   1各种论断通常只是散见于相关著述中,最近几年,能够做出详实探讨,并且能够展开严谨的理论争鸣的,首推陈乔见先生和黎汉基先生。

   2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98—199页。陈先生的相关探讨,还可参见《差等、度量分界与权利——荀子义概念中的正义观》,《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3陈乔见:《儒学中的权利重构及其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黎汉基:《儒家的权利观念?——疑难与反思》,《天府新论》,2015年第5期。

   5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

   6王大千:《走近孔子,习总书记表达了什么?》,《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

   7参见《关于村村建立“和为贵”调解室的意见》(曲发[2014]11号)。

   8薛艳雯等:《山东省曲阜市:“和为贵”调解室调解纠纷400余起》,《人民代表报》,2014年11月18日。

   9王庆节:《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27,31—33页。

   10苏亦工:《天下归仁:儒家文化与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8—433页。

   1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页。

   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88—94页。

   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9—90页。

   14类似说法,可参见冯象:《政法笔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15参见杨伯峻:《试论孔子》,载《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页。

   16章学诚:《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0页。

   17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苏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5—172页。

   18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85页。

   19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21页。

   20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197页。

   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伊涛(1982—),男,山东淄博人,法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权利儒学

   来源:《思想与文化》第2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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