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易学视域下的欧阳修史学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0:24

进入专题: 易学   欧阳修   史学  

汪高鑫  
使上爱物以养天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反之,暴君庸主则会“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这里所谓“善治国”“爱养民”的简易之法,其实就是孟子的“取于民有制”的思想。欧阳修解释《节卦》彖辞“苦节不可贞”,说: “君子之所以节于己者,为其爱于物也,故其《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在欧阳修看来,《节》卦的本质是要统治者“不伤财,不害民”,只有这样,民才能安居乐业,而天下即可得到大治。

   第三,君子与小人的进退,关乎国家兴衰。欧阳修认为,君子与小人的进退,直接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他说:夫乱国之罪,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国之君,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治乱相去虽远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这就是说,如何“置”君子与小人,这是能否致盛世的关键所在。在《易或问》中,欧阳修设问: “君子小人所以进退者,其不本于天乎?”答说: “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进以道; 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则小人进以巧。此人事也,天何与焉?”明确认为君子与小人的进退并非本于天,而是属于人事。欧阳修依据《泰》《否》二卦彖辞,肯定只有君子进,天下才能实现大治; 而小人进,则天下必然大乱。他说: “《泰》之《彖》曰: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之《彖》曰: ‘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夫君子进,小人不得不退; 小人进,君子不得不退。其势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于泰也; 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乱于否矣。”

   综上所述,欧阳修的历史盛衰观是建立在其“止于人事”易学思想基础上的。欧阳修认为“《易》之为说”是“止于人事,天不与也”,虽然不否认天地鬼神的存在,但天人同情,“修人事”即是“不废天地鬼神之道”。治《易》之法亦是旨在阐明义理,由易理推明人理、事理。以这种重人事的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欧阳修在史学上提出了盛衰之理“岂非人事”的思想,表现在历史编纂实践上,则是奉行“书人不书天”的撰述原则,通过书人事以揭示历史盛衰之理,进而对人事如何决定历史盛衰作出了系统阐发。

   三、“事无不利于正”的道德史观

   作为北宋理学兴起过程中的政治家兼史学家,欧阳修感叹五代乱世,对重建纲常伦理道德高度重视,体现在其史学思想上,则是强调道德史观,重视以道德作为历史评论与历史编纂的重要标准。而这一道德史观也与其“事无不利于正”的易学思想密不可分。

   “事无不利于正”语出《易童子问》,是欧阳修易学的重要思想之一。欧阳修解《易》,对于人事之“正”着墨甚多,道德色彩很浓厚。欧阳修认为,《周易》很多卦都体现了“事无不利于正”的思想。如《家人》卦,说的是家正问题,其《彖》曰: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即是说,男女正家即正。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围绕《家人》卦辞“利女贞”作了阐释:

   童子问曰: “‘《家人》,利女贞’,何谓也? 其不利君子之正乎? ”曰: “是何言欤! 《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 ”曰: “然则,何谓独言‘利女贞? ’”曰: “家道主于内,故女正乎内,则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呜呼! 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

   这段问答包含了两重含义: 一是为何《家人》卦“独言‘利女贞’”? 欧阳修认为“贞”者,正也,“家道主于内”,女子正则一家正,这是肯定女子正对于家庭的重要性; 同时劝戒人们,家祸往往都是家中女子不正所导致。二是由此引出“事无不利于正”这样一个普遍的道理。如同《家人》卦讲女子守正一样,《坤》《同人》《明夷》诸卦旨趣皆是如此,如“《坤》则利牝马之正”,寓意雌马守正体现在生性柔顺,与大地相类; “《同人》则利君子正”,寓意臣民守正在于忠于职守,拥戴君主; “《明夷》则利艰正”,则寓意君子身处艰难之中,而能守正养晦。

   又如《归妹》卦,说的是女子出嫁、男女婚配之事。其卦辞曰: “征凶,无攸利”,其《彖》辞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易童子问为何会出现“卦辞凶而《彖》辞吉”的问题,欧阳修作答道: “合二姓,具六体,而归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谓归妹者也。若婚不以礼而从人者,卦所谓征凶者也。”这就是说,男女婚配合乎礼则吉,反之则凶,这是《归妹》卦的本义。欧阳修还进一步从卦象上作了阐释: “夫妇所以正人伦,礼义所以养廉耻,故取女之礼,自纳采至于亲迎,无非男下女而反有渐也。故《渐》之《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者是已。奈何《归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这就是说,《归妹》卦辞之所以说“征凶,无攸利”,是因为卦象显示婚娶之礼“女下男”,“位不当也”,自然会“征凶,无攸利”。而“《咸》之辞曰‘取女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兑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刚’,‘男下女’,是以吉也。《渐》之辞曰‘女归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刚,以男下女,皆与《咸》同,故又曰‘女归吉’也。《归妹》之为卦也不然,兑下震上,其上刚下柔,以女下男,正与《咸》、《渐》反,故彼吉则此凶矣。”指出《咸》《渐》二卦卦辞之所以“取女吉”“女归吉”,是因为其男女之位得当。卦象中的卦位不当,预示着婚姻不正,就会不吉。而要婚配大吉,就必须要“男下女”,按礼行事。

   由上可知,欧阳修易学主要从家正、婚娶正角度对于人事之正作了阐发,由此提出了“事无不利于正”的思想。从这一易学思想出发,欧阳修评判历史,表现出了浓厚的道德史观。

   首先,“道德仁义,所以为治”。欧阳修所谓道德仁义,自然是儒家一贯倡导的纲常伦理道德观念。在欧阳修看来,“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王朝治乱兴衰,取决于道德。他从这一道德史观出发,对宋代之前的历史作出评述,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代以上和秦汉以来两截,肯定三代以上政治,否定秦汉以来政治。他说:

   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后世鉴古矫失,始郡县天下。而自秦、汉以来,为国孰与三代长短? 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无地以自存焉。盖得其要,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

   在这段话中,欧阳修讲到了三代以上行分封,秦汉以下行郡县,二者国家统治制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根本不同还在于是否“一本于道德”。认为三代以上“一本于道德”而治,故而“虽万国而治”; 秦汉以来不讲道德,“虽一天下”而不得善治。宋代理学背景下史学呈现义理化倾向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历史评判以三代、汉唐分论,肯定三代是天理流行的盛世,汉唐是人欲横流的衰世,这是一种典型的以道德评判历史的史观。欧阳修是北宋理学初起时期的人,作为“濂、洛之前茅”,他虽然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而历史评判的理学意味却已很浓。他不但以三代以上与秦汉以来分论中国历史,而且还将“人理”的概念引入历史评论当中。欧阳修所谓的“人理”,自然是指封建纲常伦理。他以“人理”的标准评判五代历史,认为这是一个无法用“人理”责备的时代,“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是岂可以人理责哉! ”

   欧阳修道德史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大力宣扬“女祸”思想。前述《易童子问》说,“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这种易学正女子思想被运用到历史评判中,表现为对于女子祸国的大力宣扬上。如他评武则天政治,认为“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戗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 ……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将武则天与历史上所谓“女祸”的代表人物褒姒作比,认为其为恶唐朝“岂一褒姒之比”,没有对武周政治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新唐书·玄宗本纪赞》中,欧阳修对其“女祸”论作了进一步宣扬,他说:

   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 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甚也! 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终始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在此欧阳修历述了唐朝先后经历的武则天称帝、中宗时期韦氏作乱以及唐玄宗因宠幸杨贵妃而荒政之所谓“女祸”,特别指出唐玄宗早年是一个励精图治并且开创开元盛世的皇帝,还亲身参与了平定韦氏之乱,却并没有从唐朝“女祸”中汲取历史教训,正是由于他“溺其所甚爱”,宠幸杨贵妃,结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历史开始由盛转衰。由此欧阳修告诫人们,“女祸”败国不可以不慎重!

   欧阳修斥责后梁“恶极”,但在谈到后梁衰亡的原因时,却再次搬起了他的“女祸”论。他说:

   梁之无敌于天下,可谓虎狼之强矣。及其败也,因于一二女子之娱,至于洞胸流肠,刲若羊豕,祸生父子间,乃知女色之能败人矣。自古女祸,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犹及其子孙,虽迟速不同,未有无祸者也。

   欧阳修明确指出后梁的衰败是“因于一二女子之娱”,并由此得出结论: 自古“女色之能败人”,只是程度、迟速或有不同而已。欧阳修将历史上的国家衰败归因于“女祸”,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

   此外,欧阳修的道德史观也表现在重视宣扬礼乐治民上。欧阳修认为,“礼乐,治民之具也。王者之爱养斯民,其于教导之方,甚勤而备。故礼,防民之欲也周; 乐,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则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肯定礼乐的作用是“防民之欲”和“成民之俗”,故而是治民的工具,如果不以礼乐治民,那么政治就无法成功。欧阳修以三代历史为例,肯定礼乐治国的重要性。他说: “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详见于后世者,《周礼》著之故也。”《周礼》作为礼乐制度,其外在表现为“设六官以治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而实质则是一种“德义仁恩”政治,“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欧阳修认为自秦汉以来,制度“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这是导致政治衰败的重要原因。结合宋代时局,欧阳修认为,“今自宰相至于州县有司,莫不行文书、治吏事,其急在于督赋敛、断狱讼而已,此特浅者尔。礼乐仁义,吏不知所以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在欧阳修看来,宋代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讲礼乐仁义。

   其次,历史编纂的道德标准。欧阳修的道德史观在《新五代史》的编纂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欧阳修作《新五代史》,自谓是仿效孔子作《春秋》以书乱世之史,故而在书法形式上也重视效仿《春秋》笔法,对于文词往往有特定用法。如《新五代史》序论往往以“呜呼”二字开头,旨在感叹五代乱世。又如对于后梁朱温、朱友珪父子的与夺,“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而《新五代史》却列朱温于本纪,朱友珪则“不得列于本纪”,有与有夺,何因? 欧阳修回答说: “其父子恶,不待与夺其子而后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者,国之臣子任其责。予于友珪之事,所以伸讨贼者之志也。”这就是说,不列朱友珪于本纪,是为了伸张梁末帝朱友贞的讨贼之志,这是符合《春秋》之法的。

《新五代史》编纂上蕴含道德史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易学   欧阳修   史学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233.html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