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海庭:中国共产党成功启动改革开放原因再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6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2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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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海庭  

   其次,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以“块块”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适于采用局部改革和改革试验的方式。一是由于之前中央鼓励地方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国经济出现了分割化的趋势,地方经济之间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局部改革的不利影响有限,“不至于严重地扰乱整个经济”。二是在以“块块”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中,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弱,会因地区的不同产生更加灵活的政策选择。80年代初期,各个地区富有特色的措施不断出现。山东乐陵县授予780名知识分子技术职称,并从中选拔167人担任领导工作。江苏常熟对首批“亿元乡”“千万元村”进行表彰。三是以“块块”为重要内容的管理体制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造成客观上还存在大量体制外和非计划经济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着不同的形式,“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这些体制外和非计划经济因素的存在,有利于为改革拓宽渠道和不同经济成分的互相促进,比如非国营经济的发展也给国营企业带来了压力,迫使其改变行为方式,促进了改革的深入发展。1984年,山西榆次全市工业企业与25个科研院所、18个省市挂钩,引进推广新技术、新项目、新工艺、新产品112项,各类人才150多人。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初期中央一声令下,各地纷纷响应,同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改革初期的沉寂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统一战线和扩大地方权限,都必须以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基本前提。

   五、高度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改革创造了基本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一定程度的重视,为之后农村改革的成功启动创造了良好条件。诚然,对这个问题是要做一些具体分析的。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这种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同落后的农业之间发生了矛盾,使得农业的发展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业的投入相对不足;二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农产品的价格定得很低,产生了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使农业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所以,我国农业改革最初的重要措施,就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同重视农业发展是不矛盾的。

   首先,提出了农业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还是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7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1962年3月,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1964年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基本任务为三个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这种农业首要地位的思想有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家计划。“三五”期间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1.3%。二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三五”期间要建设5亿亩高产农田。到1977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近7亿亩。三是发展农业科技。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还有省辖的地区(市、州)农业科学研究所,职工总人数达到2.4万人,其中科技人员近万人。1973年以后,湖南杂交水稻逐步在全国推广。这些都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主要思想都被后来改革的领导者继承下来。

   其次,农业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改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也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1971年至1975年,是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高峰期,每年冬春出动的人数都有1亿人左右,灌溉面积每年增加2400万亩,平均每年改造易涝田2000多万亩。中国耕地灌溉面积的大幅提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全国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59千公顷扩大到1978年的44965千公顷,灌溉面积比例由18.5%提高到45.2%。

   表2 中国耕地灌溉面积变化表

   资料来源:《全国农业生产条件》,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改革启动前中国耕地灌溉面积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大幅增长,特别是在农村改革启动的1979年前后,耕地灌溉面积达到了一个高峰。到1997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123.9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54%。这说明即使分田到户了,之前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还在发挥作用。至今农民对那时修建的水利设施仍十分关注,认为:“这都是集体时期的遗产,它们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库20座,到1983年,我国共建成8.6万座水库,其中大中型水库2702座。四川仁寿地区从1970年开始修建了黑龙滩等几座大型水库,1985年竣工,灌溉100万亩农田,解决了300万人的饮水,在家庭联产承包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修建水利的过程中,各地农村修建了许多小型水电站,农村发电量和用电量不断增加。从1952年到1978年,农村小型水电站由98个增加到82387个,增加了839.6倍;发电能力由0.8万千瓦增加到228.4万千瓦;农村用电量由0.5亿千瓦时增加到253.1亿千瓦时。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所兴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启动的时候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再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和农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农民组织起来,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组织起来抵抗灾荒”,可能节约“人力和物力”,可以更好地“全面规划”。毛泽东领导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这种体制几经调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统筹,人民公社统一领导,有很高的效率,但将经济和政治职能合一,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政社分设”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前这种农村组织建设对改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原有的组织和体制很健全,使得这种改革进行得十分顺利。将原有的公社党组织改成乡(镇)党组织,公社改为乡、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传统一直保存下来。80年代初期,山东莱芜农村出现了专业技术协会;到90年代末期,山东全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1.6万个,其中种植业6300个、养殖业3200个、加工运销业3300个、其他3200个。二是农民的组织意识已经演变成生活习惯的重要内容。到1983年初,农村90%以上的生产队实现了农户家庭承包经营。这个过程中局部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但动摇全局的没有发生”。联产承包到户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经济联合体。湖北省郧阳地区在1982年涌现了5万多个专业户和5000多个经济联合体。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和服从组织的习惯都延续了下来。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的经营体制经历了高度分散的家庭经营和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两种形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他们都有其局限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从表面上看,农村合作组织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1983年以后连续发布的几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广东省从1985年就开始探索“设置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1990年就颁布了《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截至2006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5万多个。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并提出了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他还提出了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四个条件: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入增加了。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合作化组织无疑给之后农业走合作化的道路积累了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前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实践为今后再度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将农民组织起来打下了坚实的观念基础。

   研究历史需要从宏观上去把握,但历史又是具体的丰富多彩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既要关注宏观的战略决策,也要看到中间环节和细节的作用,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都是强调“人民主权”,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人民主权”政治哲学思想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以及实现的手段、体制上和基础设施上的保障,共同构成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因素。实现“人民主权”思想的延续和进一步发扬光大,也必将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原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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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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