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运:新文明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百年党史《决议》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00:36:56

进入专题: 新文明史观   中国近现代史  

张福运  

  

   摘 要: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历史的资政功能,为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继提出革命史观、“两大历史任务”说、“民族复兴”说。百年党史《决议》基于这些已有的理解,建构起新的党史解释体系,这标志着新文明史观的基本形成。新文明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程逐步加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开始显现之现实,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接连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阐发历史活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引领史学研究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史观。新文明史观分析单元的开放性、重视历史主体的自主性、勾连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性、历史解释的包容性,展示了融汇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之潜质与可能。

   关键词:百年党史《决议》;新文明史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激荡起伏,反映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突出表现为现代化史观的强势回归和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前者与革命史观经过激烈的交锋后形成并存相融之势,共同主导着21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后者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范式危机”。现代化史观的强势回归,建立在改革开放后革命史观的内在缺陷日渐突显的基础上:一是对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解释明显乏力;二是过于注重政治事件而对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关注的缺乏,表现出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趋势。现代化史观弥补了革命史观的不足,填补了其留下的空间,并为我们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国家建设等重大议题打开了视野。但它在解释历史时对西方理论、概念乃至分析框架、解释模式的过于倚重以及自身创新力的匮乏,决定其主导地位并不稳固。新兴的后现代史学总体上看“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解构”“摧毁”“重新定位”,颠覆了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尤其是反对以史观统领史学研究的取向,不仅“限制了它对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力度和深度”,也“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扩张的抵制”。二是它在试图为历史所湮没的社会底层发声,“重建传统史学中已经模糊和边缘化”的历史时,往往“丢弃历史写作中最具意义的部分,将他们对过去的表达导向虚无主义”。后现代史学的历史虚无主义导向决定了它难以走远。

   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所面临的上述困境,预示着确立新史观的必要。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集中展示的新史观,为融汇和整合这三大学术主潮提供了契机,并会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一、从革命史观到新文明史观:中国共产党史观的演进

   在史学意义上,《决议》最大的亮点是在文明视野下建构了新的党史解释体系。此亦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注意到的,《决议》以“大历史观”为指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视域下展开叙事和评价。在《决议》中,这三大知识理论视野具体落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和中华民族求索创造新文明的叙事框架。《决议》从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背景出发,阐述中华民族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迎来马克思主义、开创民族复兴新道路,并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明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跨越式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随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大地、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意义和经验。能否将这一引领性的“大历史观”称为新史观,或者说能否将《决议》视为新史观形成的标志,还需从中国共产党的史观演变中加以确认。

   众所周知,革命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史观之本源。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认识和评价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论证革命发生合理性与胜利必然性的一种史观。革命史观的形成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甚至更早,但标志性的成果仍属1939年冬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系统地呈现了革命史观的解释框架和分析逻辑:1.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自然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使中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完成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这一最主要的任务,需要联合各革命阶级,“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3.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组织革命队伍即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只能由最先进、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来完成。4.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要帮助农民推翻地主阶级这个“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以巩固工农联盟。5.领导权的转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民主革命区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1945年,范文澜利用此框架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初步构成以革命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努力,形成“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八大事件”的主导性解释体系。

   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史观兴起后,该解释体系首先受到冲击,进而危及革命史观一统天下的地位。但革命史观之所以至今屹立不倒,除主流的支持外,主要是其“合理内核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即其建立在准确把握近代中国革命发生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基础上,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极为急迫的时代诉求。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进逼下民族生存危机持续加深,出现了国内政治动荡、乡村败落、社会危机不断加重的局势,向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严峻的挑战:如何化解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内外部双重危机,能否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对此作出回应。从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局来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国民党加紧“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此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实现等所累积的政治合法性趋于淡化,故有重塑的必要。同时,随着抗日根据地建政施政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以及延安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中国共产党需要及时公开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治方案,以回应中国社会和世界的关切。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出发,便不难理解革命史观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相继面世,对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汇集民族复兴力量的重要意义。简言之,革命史观的“合理内核”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被否定和抛弃。

   但革命史观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解释之乏力,决定了其需要及时改造或转换。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改造革命史观,将“反帝反封建”说升级为“两大历史任务”说:“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说的提出,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史时段划分作出调整,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任务作出界定的背景下,而新界定的历史任务能够适应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中国正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形势。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次改造是将革命叙事从闭合式转换为开放式,以增强革命史观包容性和解释力,巩固其主导地位的一次努力。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代“反帝反封建”,就使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从革命和阶级斗争扩展为推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行动、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潮流。由此,现代化史观所重视的工业化、市场化、理性化、社会化等议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纳入其中,这方面的成果便能对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同时,原被视为灰色、反动的渐进式改良,在历史动力转换后,其正面价值得到肯定,与革命一道被视为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组成部分,从而为改革的正当性提供了历史依据。

   “两大历史任务”说的提出,对于止息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之间的纷争,确立二者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并重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后新兴的后现代史学,由于适应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亟须打开新空间的需求,迅速得到青睐。这方面的研究一时呈勃发之势,打乱了刚稳定下来的局面。特别是其解构主义取向危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释体系。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统合这三大学术主潮,或能否提供一种各流派都能接受的新史观,对史学界和政治界来说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和指导中国发展的政治方案,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解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建构新史观的取向。

   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些概念相比,“民族复兴”的解释力、贯通性和开放性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它契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主题,也贴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跨越的历史行进脉络,并能连接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现实,亦即这是一个贯通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概念。就开放性而言,在“民族复兴”说提出后,以此为中心建构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体系,包括面向全国大学生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的编写,在吸收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将近代中国早期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置于同一个平台,对其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贡献和局限作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描述和评价。同时,无论是历史、现实的中华民族复兴,还是复兴大业的未来推进,都无法回避中国与西方亦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就为文明视野的引入留出了空间。

   “民族复兴”说提出后,得到知识界的积极回应,但也引起中国是否要恢复汉唐雄风和东亚霸主地位的歧义,即“恢复中华帝国在19世纪之前曾经享有的对其他政治实体的政治及军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中华文明曾经拥有的超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无与伦比的恢弘气派和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民族复兴”说为基础整合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话,还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在召唤着新史观的出现。

   二、新文明史观的基本形成

   本文所讨论的新史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关注的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基础上,但并不限于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及其认识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文的重点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新见解和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体认,以及《决议》提供的党史解释体系中,总结新时代共产党人建构的新史观的内涵与特征,讨论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新见解。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除重申“民族复兴”的内涵,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的复兴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非文明输出和扩张外,重点围绕“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核心概念,阐释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能够交流互鉴的前提、动力和价值,就在于人类文明的平等、包容性和多样化。

对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便可以感受“文明交流互鉴”说的新意之所在。其一,虽然他们都是从文明的视角阐述人类发展史,但前两者将文明视为自洽、割裂并相互冲突的个体,而“文明交流互鉴”说则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即“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从整体上讨论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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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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