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先进文明能够据此对落后文明实施残酷的剥削。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它需要处于不利地位的后发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利用文明交往提供的向先进文明学习的机会，尽快实现赶超型发展，逐步缩小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一旦当世界主要国家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时，目前不平等的、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会走向终结。这其中尤其需要中华文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拥有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中国目前正在通过自身持续的发展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讲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文化传统使它能够为构建更公平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从先发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美国的视角看，它试图尽量长期地维系他们的统治地位，甚至不惜同后发国家实现脱钩，以遏制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发展。为此，他们的理论家编造出许多荒谬的理论，像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将中国作为西方文明维持统治地位的最主要威胁。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不断威胁到美国的统治地位，美国的政客、甚至总统都或明或暗地持同亨廷顿同样的观点，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和围堵。像特朗普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就曾公开提出，与北京的对抗是一场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将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敌手。

　　 同美国学者和政客以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产生冲突、以此来围堵中华文明不同，中国对不同文明如何交往却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题提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文明交往原则，强调不同文明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两种不同文明交往观处于争执的白热化阶段。从唯物史观的解释逻辑看，第一，文明冲突只是表层的冲突，其本质是国家发展的利益之争；第二，文明冲突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以中国为首的后发国家能否保持发展势头，在经济发展上实现突破。由此，中国所主张的文明交往观将会由于其更符合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为更多的国家和文明所接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随之为更多的国家和文明所接受。那样的话，先发的和后发的国家将携起手来共同迈向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

　　 从以上介绍的唯物史观对几个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析看，唯物史观是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是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深刻解释力的科学理论。但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已经被边缘化，似乎已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面对这种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肩负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阐释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重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