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胡乔木的另一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6 次 更新时间:2007-03-21 16: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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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邦良  

  

  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晚年住进宽敞舒适的“部长楼”完全得力于胡乔木的帮助。杨绛先生在她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有幸见过胡乔木“最好的一面”的,当然不止钱锺书夫妇,胡乔木的校友季羡林也曾目睹了这“好的一面”:“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湖南的钟叔河先生,也在文章里提及过乔公的“好的一面”:“总之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有了一点点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来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夜读抄》还没有印出来,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质问:‘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还能好吗?’

  讨论政治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愿。幸亏搞政治的人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自己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和七?年那样的境地。”

  钟叔河提到的那个“懂文学、懂周作人的”“搞政治的人”就是胡乔木。

  这内情在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

  从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中,我们得知,看到胡乔木“好的一面”并从中受惠的,至少还有以下几人。

  王蒙。1982年,有人想借批“现代派”的机会批王蒙,是胡乔木帮王蒙渡过“难关”:“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批王’的雄心壮志。”

  张洁。“胡乔木对张洁的小说与生活也很关切。他知悉张洁婚姻生活的波折与面临的麻烦,他关心她,同情她,并且表示极愿意帮助她。”

  舒婷。胡去厦门时曾到舒婷家去拜访舒婷。“——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谢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于电影《芙蓉镇》的挽救……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包打不平的英雄气概。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映了。”

  有“最好的一面”,自然也就有“不好的一面”。如果可以用“温情脉脉,礼贤下士”来形容胡乔木“最好的一面”,那么,其不好的一面则可概括为“疾言厉色,横眉冷对”。领教过胡乔木这一面的人当然也很多,但限于篇幅,本文只想举两例。

  周扬。1983年,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报告后,胡大为恼火。因为胡乔木发难,周扬的这场报告后来酿成轩然大波。“事情的实质有些同志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夏衍就曾对周扬说,这篇文章的问题所在就因为是你周扬写的。据说,胡乔木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讲过,他周扬只是个中央委员,凭什么在理论上对党指手画脚。”

  两人在理论上有分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争论,可以商榷。但乔公对周扬的指责似乎是不容分辩的,如果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也只能低头认错了。

  林淡秋。林原本在《解放日报》工作,后,胡乔木慧眼识珠发现了他,立即把他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负责文艺部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林淡秋对胡乔木十分敬重,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乔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元化《怀林淡秋》一文对此有详尽的叙述:“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他(林淡秋)在反右运动中也遭不幸。虽然没有被戴上帽子,可是被赶出了《人民日报》,降了级,下放到杭州。他说在鸣放期间,胡乔木开列了名单,要他去组稿,让这些人去鸣放。反右开始,风云急转,他受到了批判。我问他是怎么挨整的,他说胡乔木不承认鸣放期间是他自己指定谈秋向那些人组稿的。这次谈秋和我说起胡乔木,和他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工作时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以苛求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么,胡乔木的“不承认”也许并非不可原谅。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为了自保,胡乔木的“不承认”想来也属违心的无奈之举。如果从顾全大局的角度来看,胡的举动也可算作丢卒保车的策略。但如此一来,他就把“不好的一面”留给了下属。

  笔者想申明的是,本文无意鸡蛋里面挑骨头,找名人的茬;更不想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伟人的某个错误不放。伟人不是完人,犯错误在所难免。本文想探讨的是,为什么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会在胡乔木身上“和平共处”;为什么乔公会给世人留下截然相反的两种印象?

  在我看来,胡乔木矛盾的“两面”恰恰源自他矛盾的身份。一方面,正如诗人袁鹰所说的那样,乔木是一位本色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以诗人的炽热感情和思想家的严肃探索倾注于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又由于风云际会而侧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各种复杂错缩的高层政治斗争”。

  是本色的诗人,有眼光有品位,所以,爱才惜才,他力保王蒙,关心张洁,拜访舒婷,乃至给周作人的书放行,为《芙蓉镇》辩护,均缘于此;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所以对“权力”对“官位“不可能不在乎,不可能不敏感。“他当然很重视他的权力与地位”(王蒙语)。有一次,他就很激动地对王蒙说:“作家敏感,我也敏感!”这样,当某个同僚(如周扬)或某个下属(如林淡秋)或擅入了他的“领域”或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时,他“不好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可以说,终其一生,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士”和“仕”的矛盾。他对王蒙态度的变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别人要批王蒙,他因为爱才力保王蒙,但他的保是有限度的。一旦他意识到王蒙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就会“舍卒保车”了。比如八十年代末,他对王蒙的态度就很不亲切了。“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十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着秘书作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胡乔木很赏识也很倚重钱锺书,曾三顾茅庐请钱锺书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锺书为他改诗,钱锤书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这样一来,胡乔木就不高兴了,他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 “后经李慎之斡旋,钱锺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公去了封信:“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看来,胡乔木的礼贤下士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影响不损害他“‘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的身份。

  在官位、仕途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胡乔木“最好的一面”亦即“士”的一面就显露出来:温情脉脉,礼贤下士,十分念旧,也十分重感情;而一旦他觉察到某人或某件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时,他“不好的一面”亦即“仕”的一面就显露出来:疾言厉色,横眉冷对,甚至有点神经过敏。

  “士”和“仕”的矛盾一直交织在胡乔木的身上。胡乔木身上的这一矛盾,带来了以下两种情况:

  一、乔公身上“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学者们洞开,因为后者一般不会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给了同行或下属。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为了自保,他有时不得不做一些违心之举。

  二、作为一个本色诗人,难免诗兴大发,口无遮拦,说出一些与政治家身份不相宜的过头话,从而给自己的“仕途”带来麻烦;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某些场合,又不能不板起面孔打官司腔,说出一些让文人反感的话。这样一来,乔公竟成了两面不讨好的人。

  我想,胡乔木生前也一定意识到自己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关键是造成这一矛盾的历史原因太复杂,胡乔木对此只能随波逐流,只能听之任之,只能让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在别人眼中此起彼伏。

  另外,“士”和“仕”的矛盾也可看作是一个特殊时期文学和政治的矛盾在胡乔木身上的“投影”。作为后人,指责乔公身上的“两面性”当然轻而易举,却于事无补;对造成“两面性”的原因作追根溯源式的探讨,或许才有益,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摘自《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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