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以历史思维解读中国现代化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2-08-22 21: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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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  

  

   摘 要:中国几十年发展的成就,已经历史性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发展史和全球史告诉我们,我国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而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结果。

   关键词:历史思维;中国道路;中国发展史;世界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且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发展的成就或“奇迹”,已经历史性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本文力图就中国道路何以成功的原因,进行历史哲学的解读与阐释。

   一

   首先,我要声明,在此我只是阐释中国道路的成功,而不是证明中国道路是唯一的成功道路。实际上,近代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迅速崛起的案例。譬如,美国历史学家麦格劳就写道:“……在1820—1990年这170年间,人均年收入的增长在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麦格劳还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证明,“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其出现之后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未来的社会应该建立在更加公正的制度基础上,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就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进程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的人口规模更大,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中国2020年的GDP是1980年的220倍,人均GDP是150倍;而且在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谈到“中国道路”,就必须给这个“道路”以内涵上的规定性。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在追求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探索过程中走出了适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发展路径。这是一条大国崛起的道路,也是社会主义成功探索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既是制度创设、文化演变的结果,也是世界发展大势给中国提供历史机遇的产物,但是历史文化和世界形势不可能自动带来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斗实践结果。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二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从“无”或零开始的,也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展开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航船,一方面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启程的,另一方面是在参照世界各国百舸争流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教训中不断寻觅探索推进的。中国道路的探索不是随心所欲构建空中楼阁,而是一个在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世界发展大势条件下进行创造性实践的过程。

   首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持续开放。我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文明成就,然而,在近代以来却落伍了,甚至一度“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中国历史上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时期,如汉唐盛世,元代和明朝初年,都是处于比较开放的状态,不仅在发展开拓上积极进取,而且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展现了广博的胸襟与气度。西方的崛起绝不是什么种族或文化上的优越,而是历史的机缘造成的。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却可以反观。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与航海及殖民联系在一起的。航海不仅需要天文、地理、水文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航海及贸易带来的交往的扩大也有利于知识的生产,新的知识与贸易的扩展又推动了产业的革命。

   由此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和思想意识上的落伍是从明朝的禁海政策就已经开始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具有先于欧洲探索和发现新世界并从中获利的必要条件,但是历史并没有沿这条轨迹发展。”假如15世纪初期,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持续延续且不断扩大的话,那么最先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上实现突破的,也许就是中国人了。可是,“到了1436年,帝国干脆发布一项法令,禁止建造新的远洋船舶。……造船技术迅速荒疏衰退,到了16世纪中叶,中国海军已无力抵御在中国海岸一带活动日益猖獗的海盗。”不仅如此,西班牙历史学家麦克伦南还指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中国这个最先进的文明体系开始背对世界,发展陷入停滞,一个本可能称霸世界的帝国逐渐变成欧洲大国劫掠的目标。”中国可能称霸世界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但中国从航海退回海内的陆地,从而失去了开放和发展的机遇,这确实是关键的转折点。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互通有无的交流,知识和文化的创新也需要多样性的互鉴。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唯有持续的开放才能永葆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创造的生命力。开放才有发展的新边界,开放才能不断开启新的发展可能性。未来的历史将证明,1978年以来中国逐渐打开国门,坚持持续有序的开放,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以往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兴衰的交替,但是近代这次的衰败与过去的王朝兴替不一样。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更多是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或直接入主中原造成的,不仅很快就重新恢复繁荣,而且外来者很快被建立在更先进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就此,日本研究现代化历史的教授指出:“中国最大的特长是它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亚洲的文化大国,包括日本的中国周围国家是汲取了中国的文化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的。虽然有几个时期北方的民族在武力上优于中国,但即使这样的时期,中国仍没有失去亚洲大国的地位。”不过,鸦片战争之后,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改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失去了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中国近代的衰败则不同,因为这次它所遭遇的是比当时的中国掌握更加先进生产力的西方人,中国人面对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文明。我们不能再按部就班地依照中国的旧制进行历史演化,因为那样我们就面临进一步衰落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的是现代化“启蒙”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走与西方同样的道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靠殖民掠夺而发展的,它们不会允许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发展得同它们一样强大,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列强,那么它们也就没有多少可以掠夺的对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的是“救亡”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道理:“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为什么?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或许有人反驳,日本也是后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功者”,也曾经受到西方列强的觊觎,为什么日本就能够成功?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在面对西方的挑战上压力更大一些。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依田憙家指出的,“当时欧美对东亚的压力主要对着中国,对日本的压力因而比较弱一些,这也是对日本现代化非常有利的条件。”鉴于这种差别,日本仍然可以走模仿西方的路,而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这就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改变中国、发展中国?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同时解决中国现代化“启蒙”和民族独立“救亡”的双重任务。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先进性,认可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批判其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实质。这就给寻求启蒙与救亡道路的中国人民以行动的指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创造发展奇迹的中国道路。

   第三,新中国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不断改革。正如前边所述,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条件下,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是在借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走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既给了我们以学习的动力,也限制了我们的眼界,给我们增加了许多条条框框,让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变得越来越僵化。“计划”能够给人们战略目标作为导向的好处,但是也容易让人们忽略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不断调整计划的必要。

   另外,从其实质上看,任何计划都是人来制定的,而本质上作为“Dasein”的所有人在认识上都是有局限性的,现实中不可能有一劳永逸完善的计划。按照《易经》的观点,“变则通”,通则易生;这就是说,变革有利于发展,发展才能开启有希望的未来。旧的习惯和陋俗往往成为限制我们创造力的枷锁,只有打破原有思想规划的牢笼,才能超越陈规旧俗的束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无论党还是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把改革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正视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要变革要创新,就必须让思想冲破旧意识、旧框框的束缚,让思想在更加广阔的空间思考,让改革创造的行动不断拓展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实践证明,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当然,许多国家都想进行成功的改革,为什么不一定都能够取得成功呢?这里可能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世界“始基”,没有绝对的神圣存在,中国古代就按照“天人关系”的互动体系理解社会变化,这也许给中国改革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别的文章中加以论证,此处就不赘述了。总之,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也不能有停顿。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我们不断通过改革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第四,全球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都想通过一定的变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落后的面貌。但是,为什么真正成功者寥若晨星。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发展利益,拓展出自身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世界体系或西方霸权形成之前,各民族往往是各自在一定地域内相对孤立地发展着的。直到1820年,中国、印度加上亚洲其他地方,经济产出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但后来被欧洲甩开,远远落后于欧美。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历史进程。但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促进,西方的崛起让原来大多孤立、分散的民族演化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而这种将所有民族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却是建立在支配-从属或中心-边缘的关系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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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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