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拉什迪事件与“文明的冲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0 次 更新时间:2007-03-20 1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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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如果说一部小说的影响竟能大大越出狭小的文学评论圈子,引发了一个世界性的政治事件,或者说引发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文明的冲突”,那么即便是看似置身事外的中国人,也应该读一读。

  在世界文学史上,《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激起的轩然大波可谓空前,而围绕这部小说所展开争论的范围之广、程度之烈、所涉及问题之多之深也是空前的。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读书界,这部在当代传播条件下制造了旷世麻烦的英国小说迄今为止并没有引起像样的关注。然而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9·11袭击、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那硝烟似乎总是散不尽的伊拉克战争,都是以穆斯林为重要的一方,以美国、英国和以色列为另一方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已然确确实实地影响了并仍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乃至中国人个人的生存状态。所以,即便不是为了为求知而求知,也应该对《撒旦诗篇》和拉什迪事件给予足够的注意。

  《撒旦诗篇》的作者是印度裔英国人萨尔曼·拉什迪(1947—)。在英国出版后,因包含了诸多对先知穆罕默德、对伊斯兰教不敬的言论、场景和情节,引起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强烈抗议,进一步导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对作者发出悬赏追杀令,这反过来又使西方人觉得自己的言论自由理念受到了另一个文明或价值体系的冒犯,从而使本来就处于紧张状态的西方与伊斯兰文明间关系变得更紧张了。在这场全球性争论中,一些西方人以“进步”自居,或从一种世俗的或“先进”的立场出发,用相对主义尺度来论证:《撒旦诗篇》虽包含了一些不太恰当的言论,却并非一定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他们认为,那些自以为遭受了伤害的穆斯林既然身处现代社会,便应启蒙、启蒙、再启蒙,或者说,应当学会“宽容”,即学会忍受那种被伤害的感觉,直至根本不觉得《撒旦诗篇》一类的作品构成了对自己宗教感情的侮辱。他们认为,自古至今,不同时代在不同情况下都有判定亵渎的不同标准,究竟什么是亵渎,并非存在着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标准。[1]

  可是即便已高度世俗化、“现代化”,西方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社会情景,来抽象地判定什么是或者不是亵渎。甚至直到目前,英国人还有保护自己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使之免遭侵犯的法律。那么他们为什么对穆斯林在信仰遭辱后所采取的行动反应如此激烈?难道他们竟然不知道英国穆斯林对霍梅尼的追杀令并非负有责任?为何英国人不反躬自问,一方面他们以“进步”、“开明”、“宽容”相标榜,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遭到冒犯后,他们的反应却与英国穆斯林对《撒旦诗篇》的反应如出一辙?事实上,直至1970和1980年代,英国基督教徒在维护基督教的神圣性方面也仍是立场坚定,毫不含糊,一点不亚于受《撒旦诗篇》侵犯后的穆斯林;甚至他们所用的判定亵渎的标准与传统穆斯林相比较,也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使用双重标准?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拉什迪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如果没有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背景,一部文学作品决不可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一场如此激烈、参与人数如此之多、涉及面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争论。

  在故事中,“波斯人萨尔曼”篡改神传达给先知的启示,本当处以死罪,但“宽宏大量”的马洪德/穆罕默德却放过了他。可以肯定的是,当拉什迪安排这一情节时,他知道生活会模仿艺术的。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生长在伊斯兰教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拉什迪不可能不知道渎神行为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当然也不妨作这么一个假定:怪诞、诡谲的拉什迪在通过自己的小说预测自己的命运。故事中的犯事者与作者同名,都是萨尔曼,这决非偶然。

  那么“波斯人萨尔曼”故事的现实版本如何?由于《撒旦诗篇》对先知穆罕默德、对伊斯兰教的亵渎,1988年9月26日在英国一出版便激起了英国穆斯林的愤怒。他们很快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翌年年初,约克郡布拉福德市巴斯基坦背景的穆斯林以更富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大街上示威时公开焚烧《撒旦诗篇》。当年2月,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更判处拉什迪死刑,悬赏一百五十万美元,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对他以及出版《撒旦诗篇》的书商、翻译该书的译者进行追杀。这就是著名的追杀令(fatwa)。这就拉什迪事件骤然升级为一个世界性大事件。伊朗英国两国断交。自此,拉什迪退出了公共生活,在警方保护下蜗居起来。德黑兰、纽约、伦敦和孟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布鲁塞尔两名伊斯兰教自由主义神职人员被极端分子谋杀,后来统计共有二十二人死于欧洲、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国家的骚乱中。[21]印度于10月5日、南非于11月24日通过立法,禁止《撒旦诗篇》出版和发行。在随后几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索马利亚、孟加拉、苏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纷纷禁止该书的出版发行。[2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两家书店因销售该书而被烧毁;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书店甚至把已然上架销售的《撒旦诗篇》撤下书架。[23]在这种情况下,拉什迪于1990年发表了“真诚的信仰”一文及一份道歉书,表示他并没有背叛伊斯兰教,试图以此平息批评者的愤怒。[24]这难免使人联想到小说中“波斯人萨尔曼”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穆罕默德悔过求饶的情景。

  剧中人“萨尔曼”本来当以死刑论处,但他侥幸地逃脱了死刑。现实中那个同样被判处死刑的萨尔曼本人命运如何,却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拉什迪事件”。事实上,萨尔曼·拉什迪通过其小说所作自我预言的应验过程直至目前也仍未结束,最终结局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1998年,伊朗方面为了缓和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撤消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这对拉什迪自然是好消息。他由完全隐居转入半隐居状态,开始会会朋友,在保镖的簇拥下也偶尔在公共场合短暂地露露面,[25]可是这并非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个人或组织已完全饶恕了他。这一性质异常复杂的“事件”在国际政治关系史、文明间关系史、思想史、文学史乃至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史上究竟有什么含义,更需要一番思量,而描述、分析拉什迪事件又很难绕过一组常用的二分概念,或诸如伊斯兰-西方、“左”-“右”、殖民-后殖民、进步-落后,甚或宽容-不宽容(在西方,“不宽容”有一种针对穆斯林的更具扣帽子性质的表述,即“原教旨主义”、“中世纪主义”)这样一组二元视角。当然还可以采用一种综合性视角。也许这正是解读一个由文学文本引发的重大事件的最有效方法。

  拉什迪事件的复杂性从一开始,便已隐含在拉什迪其人复杂的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他出生于孟买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家庭,十几岁时被送到著名的拉格比公学读书,后来又上了剑桥大学,但伊斯兰教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可能不在他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烙印。这从《撒旦诗篇》问世前他发表的其他小说、文章和访谈录中是不难看出的。由于这种特殊背景----一个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的印度人,少年时代又移居英国,后来更入了英国藉。这样的个人经历不可能不包含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文化错位。因而,在成为“拉什迪事件”以前,拉什迪便已参与到英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之中。[26]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迁移、文化越界和文化杂交非常着迷。他的政治立场也明显左倾,甚至宣称其政治观点“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27]在成为全球争论焦点后,右冀保守主义分子对他遭受的死亡威胁幸灾乐祸,而左翼人士或社会民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一改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贯常形象,纷纷跳将出来,谴责布拉福德市、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穆斯林。传统的左右分野一夜间消失了,骤然变为一场讨伐“中世纪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我们来看看《撒旦诗篇》在英国问世之初到底发生了什么。该书出版后,英国穆斯林虽感到受了伤害,但起初并没有激烈的举动。他们“平静”地同作者、出版商、国会议员、检查总长,以及首相讲理。他们中许多人很温和,并没有要求禁止该书发行,而只满足于要求在书中添加一面插页,声明该书故事纯属虚构,所涉及到的伊斯兰历史并非准确。但作者和出版商都没有认真对待此事,连与穆斯林进行对话的意思也没有。拉什迪本人甚至把他们视为“狂热分子”,认为他们既没有读过也不理解他的书,而一心一意想要“压制对他们珍视的教条的一种批判性考察(指《撒旦诗篇》)”。[28]英国传媒的表现与作者和出版商相似。各大报纸既不发表书中激起穆斯林愤怒的有关章节,也不邀请穆斯林代表陈述其立场,更不愿花功夫读一读原著。相反,这些报纸却批评抗议的穆斯林,指责他们“不宽容”,甚至以很不宽容的语气相威胁:“一个宽容的社会是否应宽容那些不宽容的人?”[29]与此同时,英国穆斯林也举行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和平示威。但所有这些努力均未能产生他们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小群穆斯林于1988年12月2日在波尔顿烧了一部《撒旦诗篇》。可是就连这种颇具刺激性的举动也未能引起全国性注意。这时一位伦敦律师给他们出主意:如果事先通知全国性媒体,那么引起注意的可能性会更大。布拉福德市的穆斯林这么做了。他们于1989年月1月14日在街头焚书。此法立竿见影,各大媒体像马蜂窝被捅了似的,纷纷开始报导。但结果却远非穆斯林所愿见到的。焚书对于英国人的神经来说的确是一种强刺激,但他们的反应很难说是理性的。他们不去探讨穆斯林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了伤害,而是猛烈斥责他们,骂他们为“野蛮人”、“狂热分子”,并将他们同纳粹相提并论。一些作家甚至发表侮辱性言论,要对穆斯林加以“开化”,以使英国人子孙后代免遭“中世纪原教旨主义”侵害。[30]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具有分水岭的性质。1989年2月16日,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颁布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fatwa)。自此,拉什迪事件从仅限于英国扩大到全世界。与此同时,事件在英国本土也迅速升级。2月18日,著名的左派大报《卫报》终于刊载了《撒旦诗篇》里一些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段落,但并没有做任何解释或评论,也没有任何邀请穆斯林代表来开展对话的意思。其他左翼或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的做法相似。著名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当日却发表了一番很有引领舆论潮流意味的言论。在《独立报》(该报的政治立场为中偏左)上的一篇文章中,他将布拉福德市穆斯林公开焚烧《撒旦诗篇》一事比作当年纳粹焚书压制思想自由,甚至说:既然穆斯林不喜欢世俗的英国社会,而想建立一个“神权国家”,他们完全可以“飞向阿亚图拉霍梅尼或其他什么一本正经的卫道士的怀抱”。《独立报》当日发表的一篇社论在其他方面虽很有见地,但对所谓“原教旨主义”却大打出手;《卫报》的一篇社论也傲慢地要求英国穆斯林做出承诺:他们既然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就应改变其原有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好几家报纸不约而同地问道:英国让太多的穆斯林“移入”,是否犯了一个“错误”?就连1967年种族关系法的首倡者罗伊·詹金斯也一反常态地表示:“我们在1950年代允许这里(英国)出现一个人数甚众的穆斯林社团时,理应更谨慎”。他甚至更出格地说,穆斯林的行为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看法:“不应吸收土耳其为欧盟成员”(《独立报》1989年3月4日)。[31] 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英国人当中存在着一个不便明言的共同假设,那就是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正因他们是穆斯林,所以都是言论自由的敌人,都应对霍梅尼追杀令的出笼负责。

  英国社会相对说来是宽容的,英国人相对说来尊重个性且富于个性,但在这场争端中他们却有点失常,显示出一种无个性可言、整齐划一的不宽容。这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地声讨穆斯林的情景,使拉什迪事件完全有理由被视为一场“文明的冲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英国传媒在拉什迪事件上丑化穆斯林方面扮演了一个并非光彩的角色。有评论者认为,历史上任何东西对穆斯林造成的伤害都不能与西方传媒相比拟。无论是中世纪的火药还是现代交通通讯工具都比不上西方传媒。就连蒙古人1258年“兵临巴格达城下,摧毁历史上最伟大的阿拉伯帝国”这一事件对穆斯林造成的冲击和威胁也比不上当代西方传媒。[32]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和信息快餐化的当代条件下,对抗议的穆斯林进行口诛笔伐的英国人大多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信息的。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花力气去通读这部大开本的长达564页的《撒旦诗篇》,因而不可能准确了解该书究竟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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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4年第8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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