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22-08-20 19: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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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  

  

   这里所说“早期中国”是指秦汉时期以前的中国。早期中国是“一元”还是“多元”,是否存在“一体”,是一个宏大话题。“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肇始本原;?“体”本意为肢体,引申为一般事物之体。因此,“一元”抑或“多元”,实际是早期中国有一个根本还是多个根本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体”,是早期中国是否为一个文化实体的问题。

   古史传说中的中华先民,远以伏羲女娲为祖,近以轩辕黄帝为宗,基本属于“一元”“一体”“一统”。近代疑古运动兴起,古史体系几乎被摧毁,顾颉刚提出的疑古纲领就包括“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相信古史传说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学者也多放弃了“一元”“一统”说,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和徐旭生的“三大民族”或“三大集团”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20世纪前期有仰韶、龙山西东“二元”说;五六十年代有比较绝对的“中原中心”说,实质上是以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一元”说。?80年代前后苏秉琦针对“中原中心”说提出“区系类型”说,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区,认为各区之间在文化内涵、发展道路和源流方面都存在差异,和他后来提倡的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互有联系。1989年费孝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影响巨大。他还曾尝试在史前时期找寻中华民族的起源,以旧石器时代多地发现古人类遗存、新石器时代有多个文化区为由,认定中华民族在源头上就是“多元”的;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说明中华民族在源头上有着“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阶段的“一体”格局比较容易理解。早在1986年,严文明就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形成了一个“重瓣花朵式”格局,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史前基础。?1987年张光直提出公元前4000年以后中国各地文化相互交流而形成了一个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重瓣花朵式”格局和“中国相互作用圈”都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一体”格局的形象表达。“多元”说则值得商榷。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多个民族单位,史前的考古学文化有多个样貌,都固然是事实,但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的根本却不见得是多个。1995年石兴邦就提出“中国文化是一元而非多元,是一元多支或一元多系”。本文主要从考古学角度来论述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一、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

   “元”既是根本,那么最根本的就应当是能够长久传承的核心思想观念以及文化基因,而非易变的物质文化。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距今8000年左右在中国大部地区已经有了共同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已形成共有的文化基因。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宇宙观,就是“天圆地方”观。距今8000年左右,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白陶祭器上面,压印有八角形复合纹饰:中央是弧边四角形,外接圆形,再外为八角星纹,最外面是多周圆形,被认为是已出现“天圆地方”宇宙观的证据。这种八角星纹后来流传到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甚至甘青地区,尤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000多年前的八角星纹“洛书玉版”最具代表性。这件玉版四周的穿孔上九下四、左右各五,发现的时候就夹在墓主人胸口位置一件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八角星纹及其周边穿孔数本身就蕴含“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空间数理之意,而夹在龟甲之间,很可能就是要以较圆圜的背甲象天、以较方平的腹甲形地,寓意“天圆地方”。

   高庙白陶上还有一些复杂的组合图案,核心是一种“见首不见尾”的大口獠牙带双翼的“飞龙”形象,“飞龙”或者太阳被巨大的凤鸟向上托举,且常位于梯状物之间。巧合的是,在高庙大型祭坛上有4个边长1米的巨大柱洞,发掘者推测原来有过“排架式梯状建筑”,很可能和白陶上的梯状形象一样,都属于很高的“天梯”或“通天神庙”。祭坛上还有几十个埋有火烧过的动物骨骼或人骨的祭祀坑。龙、凤、日、“通天神庙”,与燔柴举火有关的祭祀坑,都说明高庙遗址有过祀天仪式,也理应存在敬天信仰。令人惊讶的是,类似高庙文化的大口獠牙的龙形象,还见于同时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辽宁阜新塔尺营子、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等遗址,而阜新查海遗址村落中央则有一条堆塑的长近20米的石龙。高庙所在的湘西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相距数千公里,却都能有如此相似的神龙形象,暗示与其相关的敬天信仰或者“天圆地方”观念,可能普遍存在于8000年前的中国大部地区。此后这种观念代有传承,祀天遗迹也时有发现。最有代表性的是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这里发现了不少祀天的圆坛或“圜丘”,其中一座圆形三圈大坛,内、外圈直径比例和《周髀算经》里《七衡图》所示的外、内衡比值完全相同,被认为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

   上述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大墓还出有玉龟形器,有的内插玉签,被推测为数卜龟占用具。而在距今8000多年前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则随葬有内含石子的真龟甲,有的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字符,应当是更早的八卦类龟占数卜工具。以龟甲占卜可能和龟甲象征“天圆地方”有关,与龟甲经常一起出土的骨“规矩”,则可能是规划天地、观象授时的工具。与贾湖类似的字符,在渭河流域甘肃秦安大地湾和陕西临潼白家等白家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下游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上山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六画一组的八卦类卦画符号;在萧山跨湖桥遗址跨湖桥文化的角器、木器上,发现了六画一组的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这些与同时期贾湖的数卜当属一个传统。可见,龟占、数卜、规矩及其“天圆地方”观同样被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所共享。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伦理观、历史观,当指重视亲情、崇拜祖先、不忘历史的观念。这在史前时期的土葬“族葬”习俗中有集中体现。从距今1万多年前以来,中国大部地区发现的墓葬基本都是土坑竖穴墓,将祖先深埋于地下,“入土为安”,并装殓齐整,配随葬物品;有的还实行墓祭,显示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是重视亲情人伦和强调祖先崇拜的反映。尤其是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后李文化的墓葬,基本都位于居址附近,同一墓地墓葬的头向习俗大体相同,当属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结果,强调了可能有血亲关系的同族同宗之人生死相依的关系。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墓地,墓葬或分区分群,或成排成列,有一定空间秩序,体现了现实中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早期中国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形成“一元”的“敬天法祖”信仰,又分解为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这类观念信仰或文化基因,使得中国人能将自身置于天地宇宙古往今来的适当位置,存诚敬之心,有家国情怀,着意于修积德慧,而非个人至上、物欲至上。

   二、多支文化系统与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

   早期中国的“多支”,既表现在考古学文化的多个样貌或多个支系,也体现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多种路径或多种子模式。

   考古学文化是“能够在考古学遗存中观察到的,存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并具有一定特征的共同体”。考古学文化属于可观察到的物质文化范畴,比较容易随时空发生变化,且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谱系。由于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因此对考古学文化演变谱系的梳理,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谱系的探索。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考古学文化面貌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现在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数以百计,对考古学文化大区或大系统的归纳有着多种方案。除苏秉琦的“六大区”说外,佟柱臣有七个文化系统中心说,严文明先是提出稻作农业、旱作农业和狩猎采集三大经济文化区,甘青、中原、山东、燕辽、江浙、长江中游六大“民族文化区”和周边地区的六个小文化区,后又提出华北鬲文化系统、东南鼎文化系统、东北罐文化系统的文化三系统说。

   但正如安志敏所指出的那样,考古学文化的“兴起、演变、消亡以及迁徙和交流等,都在考古学遗迹中呈现出复杂的迹象”。对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的整体划分,只是根据自然环境、生业状况和部分文化要素概括的结果,不表明每个文化区真能数千年一脉相承、连续发展。要划分出更加可信的文化区或文化系统,只有在分阶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我们主要根据变化最为敏感的陶器的情况,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分别划分出若干支文化系统:距今1万多年至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有华南和长江中游南部的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钱塘江流域的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中原地区的深腹罐文化系统、海岱地区的素面釜文化系统和华北—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等五支文化系统;约距今9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有黄河和淮河上中游的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泰沂山以北地区的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等四支文化系统;约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黄河流域的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等三支文化系统。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文化交流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系统的数量逐渐减少。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道路或模式各地也有所不同。严文明就曾提出中国文明不但有多个起源中心,而且“各地方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当然就有可能不大相同”。具体来看,约距今6000年以后,中国大部地区加快文明起源的步伐,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凸现、战争频繁发生,但同时各地又表现出不同特点,我们将其归纳为“东方”“中原”和“北方”三种模式。

   “东方模式”指面向东南沿海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葬俗表现出视死如生、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特点,物质文化很发达,社会分工明确,发展道路波澜起伏,约距今4000年后走向衰落。“北方模式”指面向西北内陆的黄河上中游大部地区,丧葬观念生死有度、重贵轻富、务实质朴,物质文化不很发达,社会分工有限,发展稳定持续。“中原模式”指豫中西、晋南、关中东部地区,总体和“北方模式”接近,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东方模式”特点。“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最后长期成为政治上中国的中心所在。李伯谦认为,“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仰韶古国得以承续发展,原因就在于其“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这是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不同模式的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有中心、多层次的一体格局

   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都是在表达早期中国的“一体”格局。但两人的观点有一定区别: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文化互相“平等”,中原或黄河中游并无特殊地位。而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格局有主有次,“花心”就是中原,“重瓣”就是与中原分层联系的周围文化。因此,“一体”格局还涉及是否有中心的问题。根据对考古材料的梳理,我们会发现早期中国的“一体”格局实际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在绝大多数时间段存在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这个中心。

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虽然可分四支文化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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