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海:为了河清海晏——纪念严恺院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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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金海  

   学人小传

   严恺(1912—2006),福建闽侯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与海岸工程学家、教育家,终生致力于我国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海岸带的综合开发利用。193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35年赴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曾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河海大学名誉校长、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主持解决了天津塘沽新港回淤难题,首创钱塘江斜坡式海塘,领导长江口开发整治的科研工作,组织完成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参与黄河治理、淮河治理、太湖治理以及葛洲坝、三峡枢纽、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的技术咨询和论证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水利功勋奖等。

  

  

   1995年,我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严恺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此后的十多年间,有幸亲聆大师教诲,领略大师风范,也真切感受到他奉献国家、补益社会的志向追求。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深藏于心的情感驱使着我提笔撰文,缅怀这位立志如山、行道如水的长者。

  

   赤子雄心,投身水利

  

   严恺先生的人生历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是福建闽侯人,仅用了4年就完成了6年的中学学业,后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到江城武汉工作。他的第一个作品是设计武汉的一个汽车轮渡码头,后来又为千古名楼黄鹤楼重修设计钢架桥,他在这两项工程中所展现的理论功底和创造精神得到同行的赞许。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工程单位,都是聘请国外专家挑大梁,中国人只能当配角。先生深刻体会到中国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的落后,他不甘心这种状况,1935年中央研究院选派学生赴荷兰留学,先生考了第一名。但是,让他五味杂陈的是,这笔留学款来自屈辱的“庚子赔款”,每一分钱的背后,都有着数不尽的国仇家恨。

  

   一路往北再往西,穿越大半个地球后,先生来到了荷兰最古老的公立科技大学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成为第一位在该校学习水利工程的中国人。先生潜心钻研这个“低地”泽国的先进治水经验,以图振兴中国水利科技。由于学业优秀,他跳级直接进入工程师课程的学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致信中央研究院:“迩来国难日亟,国家正当需要集中各项人才为国效命之时,生遥居海外,月耗国帑数百,扪心自问,实属不安。拟即回国参与救国工作,尚肯钧院准予所请,则生于奉命之后,当即束装返国,不胜期待之至。”回想这段岁月,他曾感言:“那时我在国外的心情,你们现在恐怕很难想象。一方面对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到处受到歧视,日子很不好过。”

  

   第二年,先生克服重重困难,辗转万里,终于回到“水深火热”的祖国。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巨大热忱,踏勘高山峡谷,测量荒漠激流,潜心探索江河安澜良策。他从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工程师做起,一年多时间跑遍了云南全省,勘查了几乎所有可供开发的工程项目。凭借独到的科学视野和深厚的专业学识,1940年,不到28岁的他成为中央大学水利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受命来到南京清凉山,率领师生开山辟土、白手起家,筹建华东水利学院。此后数十年,他既担任主要负责人,全面擘画学校发展,又亲临讲坛,教书育人,深受师生爱戴。每逢毕业典礼,无论多忙,他都会现身合影留念;每逢校庆大会,无论身体如何,他都会亲临礼台。

  

   1982年,他为学校亲笔题写了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这朴实无华的16个字,是他对华东水利学院学子的期待,是他几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经历的写照。先生有块老怀表,陪伴了他一辈子。他自定:中饭一刻钟,饭后小憩一刻钟,从不浪费分秒。无论是在校工作,还是外出勘察、开会,他都严守时间。因为担心浪费时间,即使到医院看病,他也要专门列出时间表。在他的报告、总结、论文里,人们是看不到“估计”“大概”等字样的。这就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

  

   1995年,先生拿出毕生积蓄设立了“严恺教育科技基金”,激励广大师生开拓创新、奋发成才。我有幸成为首批一等奖获得者,受惠终生。先生在遗嘱中说:“回顾余之一生,从事水利事业近70年,其中为华东水利学院及河海大学服务就有52年。半个世纪的共事经历,幕幕往事历历在目;大半生的教育生涯,学校之情、师生之谊难以言表。”

  

   秉承禹志,治水兴邦

  

   治水,是严恺先生一生的事业。

  

   先生深知,黄河是我国宿患,自古以来就经常泛滥成灾,史不绝书。作为炎黄子孙,他的心里有着深深的黄河情结;作为水利专家,他把黄河视为大自然挑战人类智慧的一道难题。1943年,先生就奔赴治黄一线,作为设计组主任制定出“黄河下游的治理计划”“宝鸡峡水电站工程”“渭河治理”等规划,影响深远。此后,先生还作为宁夏工程总队队长,率领上百名工程专家,开展了以多目标开发为主的地形测量和水文测验。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境内的重要河口长期被外国势力把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手上竟无一份完整的河口资料,更谈不上开发建设。当时,每年从上游奔流而下的4.8亿吨泥沙淤积在长江口,形成“拦门沙”,如鲠在喉,严重制约了航运及流域发展。为尽快推动中国河口研究,1957年,在先生的倡导下,中国首次河口学报告会在华东水利学院召开,国内外专家云集讨论,这成为中国河口研究的起点。从1958年开始,为了“治理长江口,打通拦门沙”,国家集中多部门力量,连续三次对长江口进行大规模勘测,先生被任命为长江口航道整治研究领导小组组长。但是,多方原因导致治理时断时续,项目始终难以全面推进,先生一直牵挂在心。直到1996年,先生已年过八旬,听说上海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再次阐述了建设长江口深水航道的意义。这封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随后进入快车道。据华东师范大学陈吉余院士回忆,1998年1月27日,这项“水下长城”工程终于开工建设,开工典礼结束后,从不饮酒的先生破例主动端起酒杯与大家共同庆贺。2003年,耄耋之年的先生坐着轮椅亲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竣工现场。2010年,经过三代人数十年的接续奋斗,水深12.5米的长江口深水航道全线贯通,世界水运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大型河口整治工程取得成功,国人“打开长江口”的百年梦终得圆满实现。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是世界河口治理史上的一个壮举,也充分显示出先生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2011年,先生被追授为“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建设杰出人物”,河海大学被授予“先进集体”。如今,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持续发挥着黄金效益,有效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与长江口相似,位于我国南部“黄金海岸”的珠江口也曾长期缺乏治理,不断变窄、变长、变浅,“零丁洋(伶仃洋)里叹零丁”。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率领专家组解决白藤堵海问题;70年代又受命指导珠江三角洲整治与开发规划,提出了“水沙西南调”的构想,既可在伶仃洋外促进淤积,又可以保护伶仃洋内的水深和航道,为今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淮河流域、太湖流域等众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中,先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在葛洲坝水利枢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无论是前期规划论证、设计勘察,还是后期施工建设、统筹推进,都有先生的身影。

  

   1970年,国家批复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当时社会环境和科学条件下,工程面临着许多问题,一度暂停建设。1971年,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之机,周总理提出希望能派水利考察组赴美,美方表示欢迎。随后,由先生担任组长的11人考察组迅速组队赴美。经过两个月全面深入的考察,考察组看到了美国在大坝建设上的先进经验,这些“他山之石”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借鉴。在先生的顾问建议下,葛洲坝船闸的规模、布置与通航条件、闸门与启闭机、水利枢纽的航道淤积、泄洪道闸门与消能防冲、大坝导流截流等一系列关键性难题迎刃而解。葛洲坝顺利复工,并于1988年年底屹立在长江之上。先生感慨:“葛洲坝枢纽工程的实践,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推动了我国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兴建大型水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葛洲坝溯流而上几十公里处,就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从孙中山先生的憧憬,到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勾勒,三峡工程始终牵动着国人的心弦。自20世纪50年代起,三峡工程就开始规划论证,但是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先生是力促工程尽快上马的积极主战派,还参与了回水变动区模型试验、坝区模型试验等众多论证与再论证。1979年,先生专程赴北京向中央汇报工程可研进展,表达自己的看法。1988年,他作为生态与环境专题论证专家组副组长、泥沙专题论证专家组顾问,参加了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经过反复论证后,他表态:“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已做到了这样的深度,在许多方面已远远超过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应当可以作出决策了。”1992年年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从生态与环境角度看三峡工程》,进一步答疑解惑、廓清迷雾。当年4月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1994年,先生被聘为技术委员会顾问,出席开工典礼。三年后,在万众期待的长江三峡大江截流仪式上,坐在观礼台上的先生,心潮如那江水般澎湃。2019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河海大学位列主要完成单位。

  

   把脉海疆,为国寻策

  

   先生在荷兰留学时,就深刻感受到海洋强则国家强的道理。归国后,他愤然感叹祖国万里海疆,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港湾,沿海地区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苦苦挣扎,海港里和河口内横行的都是列强的商船和战舰。因此,他矢志谋海济国。

  

日军侵华时,曾在天津修建塘沽新港。由于缺乏管护,新中国成立时,塘沽新港水深不足3米,轮船无法进出,基本已成“死港”。1951年,先生收到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的一份急电:“我院聘先生为专门委员,并请代表我院为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已通过,即请俯允电复为祷。”接到电报,先生立刻复电:“同意担任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受命领衔世界上水域面积最大的人工港——天津塘沽新港回淤问题研究。港口是海洋开发的支点,天津塘沽新港关系着中国北大门、关系着东北工业发展,对于急需发展工业的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当时,天津塘沽新港每年淤积的泥沙在500万立方米以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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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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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8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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