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乾友:官僚政治的“透明迷思”:理解西方政治的一个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22-08-11 09: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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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乾友  
是医生能够有效工作的必要条件。所以,如果真的将手术室完全透明化,虽然一方面必然会大幅减少前述“不当”行为,却也可能导致外科医生长期处在高压之下而降低其工作效率,最终既不利于达成组织本身的管理目标,也不利于保护病人利益。在实践中,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官僚组织总是希望通过将下级行为暴露在上级面前来督促后者忠诚地执行前者的决策,却又总是无视执行行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要求下级作出一些看似与执行无关的行为来营造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而这就在客观上要求赋予下级一个相对隐秘的行为空间,当这一隐秘空间被破坏,就等于良好的执行环境受到破坏,进而就必然降低执行质量。

  

   痕迹管理是官僚组织的一种常规管理方式,而且,由于新技术可以被用来生产新的行为痕迹,在很多时候,对新技术的运用也是被嵌入痕迹管理中的。所有行为都会产生痕迹,但作为一个管理对象,组织痕迹的生产一定不是自发性的,而是定制式的。当然,在逻辑上,最初的痕迹生产可能是自发性的,即上级让下级自行记录其工作。在上级看来,下级自发生产的痕迹一定包含许多不可靠的内容,但通过汇总所有下级生产的痕迹信息,他总能获得关于下级行为的更充分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就可以判断究竟哪些信息可靠,哪些信息不可靠,并提出对下级痕迹信息的质量管理要求,让下级以上级要求的方式对其保持透明。在实践中,指标就是一种最常见的定制化痕迹生产工具。上级每发布一项指标,下级就必须把自己的行为转化成符合指标要求的痕迹,因为对上级来说,并不是只要下级提供了他的行为痕迹就意味着下级具有了透明性,而是只有当下级按上级的要求提供了他的行为痕迹时他才是透明的。但在实践中,这些做法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为了准确把握经济社会现状,今天的西方国家都特别强调失业率统计,而这种强调的结果就是在一些国家长期失业者被相关部门登记为病残者,由此得以从失业数据中抹去〔13〕161-162。所以,“虽然某些透明化的做法可以直接减少欺骗,但是大部分的并不会。……公开的报告可能会淡化一些敏感信息;教师和职员可能会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报告;回避性的和无关痛痒的描述可能会代替真实的表达。要求全盘透明化几乎是在鼓励规避麻烦,虚伪和说半真半假的话,我们通常称之为‘政治正确’的话,但是这或被坦率地叫做‘自我审查’或者‘欺骗’”〔1〕79-80。结果,官僚组织越是强调痕迹管理,就越是难以获得真实的组织痕迹。而组织透明与组织隐藏并存的透明悖论也成为广泛存在于各类组织中的一种普遍现象〔14〕。

  

   前面的分析表明,“将透明性描画为控制政府的一种手段可能难以提升透明性在政治家和公务员眼中的吸引力,而没有他们的支持,任何政策都是无法起作用的”〔15〕。官僚政治本身是不信任的产物,所以它只能试图通过对整个政治过程的透明化来让公众相信政治没有黑幕,来让组织中的上级相信下级确实是在执行他的决策。问题在于,透明化所产生的只是事件的信息,而不是事件的意义。所以,官僚政治的确可以通过严格的审核程序让公众相信某个时间段内失业率下降了,但对这一信息的相信并不足以让公众对官僚组织的工作产生信任,因为事件的本质是人与人间的意义联系,而把事件简化为信息的做法表明官僚政治不承认人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反过来,官僚政治所产出的信息对所有人也都变成了无意义的。进而,对于无意义之物,人们当然无法产生信任。这就是韩炳哲所说的,“人类的灵魂显然需要这样的空间,在那里没有他者的目光,它可以自在存在。它身上有一种不可穿透性。完全的照明会灼伤它,引起某种精神上的倦态。只有机器才是透明的。从根本上构成生命的是自发性、事件性和自由,它们不容许‘透明’的存在”〔16〕4。当官僚政治试图把光照进整个政治过程和组织过程时,也就剥夺了整个政治体系内所有人生产意义的能力,进而就消除了人们之间产生信任的可能性,以及使民主政治能够重新作为信念政治而存在的可能性。毕竟,“透明的关系是一种死亡的关系,它没有一丝一毫的魅力和活力。只有死亡之物是完全透明的”〔16〕6-7。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透明化已经引发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反思,但并没有人主张取消对于政府的所有监督和对于公职人员的所有监控。在官僚政治的现实下,如果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处于一种完全不透明的状态,公民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任何保障。但同时,透明化在保障公民权利上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作为不信任的产物,官僚政治试图把信任的问题转化为透明的问题,本文的分析则表明,透明并不能够带来信任,官僚政治对透明性的推崇其实是一种迷思。从这种迷思出发,公众越是不信任政府,官僚政治就越是试图对自身进行透明化,反过来,这种透明化的程度越高,公众与政府工作人员间就越是不能达成互信。而在缺乏互信的前提下,政府工作人员就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承担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反过来,公民也就更加无法相信政府工作人员会去承担这种责任。结果,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在通往官僚政治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与信念政治渐行渐远。这无疑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日益背离其允诺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昂诺娜·奥妮尔.信任的力量〔M〕.闫欣,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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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Pozen D. E. Transparency’s Ideological Drift〔J〕. The Yale Law Journal, 2018(01):102.

  

   〔6〕张乾友.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01):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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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伊万·克拉斯特夫,吴万伟.透明的幻觉〔J〕.国外理论动态,2013(06):80-86.

  

   〔12〕Tsoukas H. The Tyranny of Light: The Temptations and the Paradox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J〕. Futures, 1997(09):82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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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陈建安,佳美拉·鲁斯兰,陈武.组织透明: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06):43-58.

  

   〔15〕Michener G. Gauging the Impact of Transparency Polici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9(01):136-139.

  

   〔16〕韩炳哲.透明社会〔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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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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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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