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关涉他罪之对合犯的刑罚比较:以买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 次 更新时间:2022-08-09 1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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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摘    要: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当前我国社会公众较为关注的两个罪名,在某些极端个案的带动下,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是否过轻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对两罪的行为性质和法益侵害程度,不能简单地以法定刑轻重对比加以说明,而应立基于刑法教义学,既要在立法史的维度上把握两罪刑罚轻重的由来,又需围绕刑法对两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和加重构成事由进行全面比较,特别是在关涉犯罪场合中还应结合包容犯、转化犯、竞合犯、并合犯的法理,进而为现行法中两罪的刑罚轻重提供合理解释。

  

   随着现实生活中极端个案的曝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入公众的视野,同时引起刑法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修法之争。争论的焦点在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是否过轻?对此,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肯定说,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明显过轻,应当通过修法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第二种观点是否定说,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并不轻,因此不需要修法。应当看到,针对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是否过轻的争议,是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为基准进行比较而导致的。因此,只有对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进行合理对比,才能得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是否需要修改的正确结论。本文采用刑法教义学的方法,拟在对人口买卖犯罪的历史严格加以叙述的基础上,对上述两罪的刑罚轻重进行对比分析。

  

   一、人口买卖的罪名演变

  

   拐卖人口与收买人口这两种现象古已有之,然而在我国古代刑法传统中只是处罚拐卖人口行为,并不处罚收买人口行为。例如《唐律》在《贼盗篇》对略人、略卖人做了规定,《唐律疏议》之“疏”云:“略人者,谓设方略而取之。略卖人者,或为经略而卖之。”“注”云:“不和为略”。这里的略人是指拐骗,略卖人则指出卖被拐骗的人。因此,《唐律》是将拐骗人口与出卖人口分别论罪。如果只有拐骗人口行为的,单独认定为拐骗人口罪。如果拐骗以后又出卖的,则认定为拐骗并出卖人口罪。此外,“疏”又云:“和诱,谓之和同相诱。”和诱是指采取欺骗手段诱骗他人,相对于采取强制手段的略人而言,情节较轻,因而《唐律》规定,对和诱者,“减略一等”。在《唐律》中只是规定了出卖人口的犯罪,但并没有将收买人口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里的原因在《唐律疏议》中并未论及,根据我的观察,这主要是与对人的物化理解有关。例如《唐律》规定:“诸略奴婢者,以强盗论;和诱者,以窃盗论。”在此,《唐律》是将奴婢作为财产对待的。因而,以强制手段略取奴婢的,认定为抢劫罪;以欺骗手段略取奴婢的,认定为盗窃罪。出卖被略取的奴婢,这是一种类似于销赃性质的行为。收买人口者付出了相应对价,因而不能与略取并出卖人口者的行为等量齐观,这也许就是古代刑法只处罚拐卖人口行为而不处罚收买人口行为的原因。

  

   在现代刑法中,拐卖人口与收买人口实现了双向处罚,并将保护法益确定为人身自由。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26条之二规定了买卖人口罪,包括买受人口行为与卖出人口行为,对这两种行为处以同一之刑。此外,《日本刑法典》第227条还规定了收受被拐取者罪,这里的收受是指接受,包括有偿或者无偿接受,因而包含了收买被拐取者、被出卖者,并将其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内容。由此可见,在《日本刑法典》中,存在两种收买人口的行为:第一种是单纯的买卖人口中的收买,例如收买他人子女的行为。第二种是收买被拐骗的人口,由于在《日本刑法典》第227条第1款明确规定该罪是以帮助拐骗罪为目的,故而属于拐骗人口罪的事后帮助犯。因此,第二种收买人口罪是以与拐骗罪相分立为前提的,因而《日本刑法典》对买卖人口罪的罪名设置是较为复杂的。尤其是第二种收买人口罪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我国《唐律》的立法例。

  

   同时,因为在我国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进行讨论的时候,往往论及国际公约中的跨国人口贩卖罪,故而应对国际公约中的人口贩卖罪加以说明。1998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中对人口贩卖的定义,其具体内容如下:1.人口贩卖是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奴役、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2.不论人口贩卖受害者同意与否,人口贩卖加害者已涉及第一项所定义之人口贩卖方式,皆不应排除前项之适用。3.在征募、运输、转送、藏匿、接收过程中,遭遇剥削的个人为儿童,即使没有涉及第一项所规定之方式,仍应视为人口贩卖受害者。4.未满18岁者皆为儿童。根据上述国际公约的规定,跨国人口贩卖是一种特殊的人口买卖犯罪,其特殊性在于以下三点:第一,跨国贩运的方法。跨国人口贩卖罪并不发生在一国之内,而是跨越不同的国家,因而具有国际犯罪的性质,通常都是国际公约加以规定的。第二,有组织犯罪的实施形式。跨国人口贩卖罪具有涉案人数多、贩卖人口规模大和犯罪手段隐蔽等特征,非一人或者数人所能实施,往往是国际贩卖人口集团采取有组织犯罪的形式从事这种跨国人口贩卖的犯罪活动,因而具有较强的逃避打击的能力。第三,以剥削为目的。跨国人口贩卖罪是以剥削为目的的犯罪,这里的剥削主要表现为将妇女贩卖给卖淫场所从事卖淫活动进行性剥削,或者将人口卖给地下血汗工厂充当劳工或者童工,从事经济剥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贩卖人口罪可以归属于奴隶制及相关犯罪。例如我国学者指出:奴隶制及相关犯罪是国际刑法所禁止的有意实施使他人处于奴隶地位或奴役地位的犯罪行为。其中,贩卖人口罪就是使他人处于奴隶与奴役地位的新的方式,上述《补充议定书》规定的贩运人口犯罪就是国际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由此可见,国际公约中的跨国人口贩卖罪与各国刑法中所规定的人口买卖犯罪在行为方式和法律性质上都存在较大的区别。以我国为例,买卖人口的主要对象是妇女、儿童。买卖妇女的目的是充当配偶,而买卖儿童的目的是用于抚养。因此,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人口买卖犯罪与跨国人口贩卖罪存在明显差异,不宜对二者进行简单的对比。

  

   我国1979年《刑法》第141条规定了拐卖人口罪,用以规制拐骗人口并予以出卖的行为。此外,1979年《刑法》第184条还规定了拐骗儿童罪,这里的拐骗是指采取欺骗或者引诱等方法,使不满14周岁的儿童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由此可见,拐卖与拐骗是不同的:拐卖包含了拐骗,另外再加上出卖,拐骗只是拐卖的行为方式之一。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设立与拐卖人口罪相对应的收买人口罪,因此,只有拐卖人口才构成犯罪,收买人口则不为罪。虽然在收买人口行为与拐卖人口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合关系,但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并没有从片面的对合犯之共犯的意义上,论证收买人口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值得注意的是,拐卖成年男子的行为根据1979年《刑法》是可以构成犯罪的。但1997年《刑法》将人口买卖犯罪的对象限缩为妇女、儿童,从而将成年男子从人口买卖犯罪中予以排除。立法机关是考虑到当时这种买卖成年男子的案件在现实生活中较为罕见,因而认为在刑法中没有必要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当然,近些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个别黑劳工的案件,其行为既包括买卖,也包括收买和雇佣。为此,我国《刑法》第244条设立了强迫劳动罪,其行为是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第2款同时还规定了,“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因此,可以将贩卖黑劳工的行为认定为其他协助强迫劳动的行为,以强迫劳动罪论处。由此可见,贩卖黑劳工的行为在具备明知的情况下,属于强迫劳动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一部分,构成共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结果行为吸收了原因行为。

  

   我国刑法关于拐卖人口的犯罪在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以后,罪名设置和行为归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的颁布是我国刑法关于拐卖人口犯罪的一个立法转折。《决定》的颁布背景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人口流动量的大幅增加,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原因,拐卖人口犯罪活动呈现出一种高发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为因应拐卖人口犯罪现象的变化,立法机关对拐卖人口犯罪以单行刑法的方式进行了修改补充。如上所述,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只是设立了单一的拐卖人口罪的罪名,《决定》将该罪名修改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以此作为买卖人口的基本罪名。替代罪名与原罪名的主要区别在于将人口的范围限制在妇女、儿童,因而限缩了拐卖人口罪的范围。与此同时,立法机关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之外,引人注目地设立了绑架妇女、儿童罪,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行为。此外,《决定》还规定将以出卖或者勒索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以绑架妇女、儿童罪处罚。在刑法理论上认为,上述行为构成独立罪名,即偷盗婴幼儿罪。更为重要的是,《决定》在我国刑法中首次将收买人口的行为入罪,设立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除此以外,《决定》还设立了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与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等相关罪名。可以说,《决定》较为完整地形成了我国拐卖人口犯罪的罪名体系,为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的相关犯罪提供了法律根据。

  

   1997年《刑法》修订时,吸纳了《决定》的具体内容,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相关罪名吸纳到《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由此形成第240、241、242条之规定。从内容来看,1997年《刑法》对《决定》可以说是全盘接受、一脉相承。就法定刑而言,1979年《刑法》第141条对拐卖人口罪规定的法定刑分为基本犯和加重犯两个罪刑单位。其中,基本犯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加重犯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及至《决定》出台,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加重犯的法定最高刑增加到无期徒刑,并且增加了情节特别加重犯,其法定刑是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显然,《决定》大幅增加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使其成为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同时,《决定》对新设的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规定该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997年《刑法》第240条对《决定》规定的法定刑只是做了微调,情节加重犯的法定刑调整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将情节特别加重犯的法定刑调整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则未作变动。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关于人口买卖犯罪的规定,从1979年《刑法》的初创,经过1991年《决定》的修改,再到1997年《刑法》的定型,经历了一个立法规定的演变过程,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人口买卖的罪名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以保护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利为核心,对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的对合行为一并处罚,同时将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犯罪化。在人口买卖犯罪的罪名设立上,我国刑法学界并无争议,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极端个案,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协调问题随之产生了较大的分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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