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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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并与落后社会形态相连接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此后后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准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明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以此为根本依据,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制定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和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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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反过来又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思想武器,并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①其中,“理论创新”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各种经济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有价值成分的吸收、转化和创新,而“理论创造”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新思想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以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新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性创新(顾海良,2021),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也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阐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不断促进新的理论成果形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前提和任务,对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文献从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对本文大有裨益。一是按照阶段性详细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顾海良,2021;洪银兴,2021;张雷声,2021);二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进行经济理论创新和创造的必要性、方法、具体内容以及面临的重要问题(顾海良,2021;简新华,2021;裴长洪和彭磊,2021);三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分配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等(简新华和聂长飞,2021;白永秀等,2021;逄锦聚,2021)。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提出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并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发生“连接”,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正确判断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形成了三大系统的理论创造。第一,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是三大理论创造的核心环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用于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制定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前提。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明确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结合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准确分析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对立又存在普遍联系,创新发展了人类共同体思想。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历史方位是客观事物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阶段或状态,判断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应当包括明确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理论阐明了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并未提供判断混合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唯物史观和矛盾分析法,创立并发展了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分析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判断落后国家社会形态的性质、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一)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理论源泉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理论与中国实际

  

   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划分社会形态的两种方式。一是“三大社会形态说”,根据人的发展状态,将社会形态的大历史时代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等三大形态。②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根据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③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恩格斯(2018)提出了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⑤并被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例如,列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为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等三个阶段;调节学派根据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生产和消费的不同特点,将其区分为外延型积累体系、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大规模个性化消费的积累体系;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根据美国SSA具有调节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特性,将其分为进步时代的调节主义的SSA、一战后的自由主义的SSA、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SSA以及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的SSA;宇野学派根据占主导地位的使用价值生产从而产业技术和积累模式的不同,将资本主义划分为重商主义阶段、自由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消费主义阶段等。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理论无法直接用于判断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通常忽略了“三大社会形态说”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联系,把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单线”模式,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性,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真正思想(梅洛蒂,1981)。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兼具历史统一性和空间多样性的“一元多线”特征(梅洛蒂,1981),即社会形态在时间上向前发展经历了“三大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空间中并存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有些国家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但有些国家还是封建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扩张的社会经济秩序,“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⑥马克思曾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为研究对象,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⑦但没有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如何改变了落后国家社会形态的性质。托洛茨基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过程……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结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与其他落后的社会形态发生“连接”,⑧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在地理空间上的结合,创造出多种社会混合的形态,“形成了一种社会混合物。”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近代中国就处于一种混合的社会形态,如何判断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也没有为判断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统一的理论标准,如何认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的另一重大问题。

  

   (二)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及其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是为革命指明方向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打破了封建制度,征服了封建势力,推动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取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等错误主张;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通过社会调查和农村经济性质的分析,正确认识到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缺乏一个判断社会形态性质的理论(谢本书,1987;吴怀友和刘艳,2013)。

  

   1937年毛泽东的《矛盾论》出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的创立,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形态性质的学理依据,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而“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⑩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着过程的根本性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11)基本矛盾解决了,事物发展整个过程也就终结了,事物根本性质也就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基本矛盾在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12)在同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主要矛盾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其变化区分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基本矛盾的规定和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才能逐步解决。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存在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而“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13)以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为理论基础,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基本矛盾分析法正确认识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和革命任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4)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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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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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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