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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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  
为此后坚定不移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奠定了基调。

  

   和平与发展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国外资本的关系问题,指出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在列宁垄断资本理论基础上,邓小平揭示了发达国家资本的二重性质,为中国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建设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拥有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以独立自主的身份与国际资本合作,不再是无力摆脱国际资本控制的被掠夺者,“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94)对于缺乏先进生产技术、现代管理经验的中国经济来说,吸收国际资本在中国境内投资,能够较快地解决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并不是建立在对立基础上的互相排斥关系,二者的合作也不是对抗思维下的权宜之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实现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顾龙生,2014)。1979-1984年期间,中国以合资、合作经营、外资、合作开发项目等形式利用的外资规模为29.63亿美元,这一数值在1985-1992年增加到324.05亿美元(汪海波和刘立峰,2017)。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摆脱意识形态限制提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思想,积极推动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世界“多极化”趋势区别于此前法国学者等提出的“多极化”概念。首先,它以“人类自由联合体”为价值导向,强调各国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保证世界和平与发展,“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95)其次,它将世界多极化趋势置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之下,而不是美苏两极大格局或以美国为核心条件下,意味着对多极化的认识不以基于意识形态的两大对抗性阵营为前提。再次,它将多极化趋势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96)在多极化趋势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生产碎片化”为基础的生产网络全球化趋势,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1993-2000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1992年的192亿美元提高到594亿美元,外商投资约占当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3%(汪海波和刘立峰,2017)。

  

   世界多极化趋势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一极,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世界中实现发展,更要参与到世界秩序建设中。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秩序建设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除了因分属不同的阶级利益共同体而产生冲突,更加紧密的国际经济交往使得各国有了更多超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处于“三个世界”不同位置的各国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等问题上面临更深刻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逐步具备了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力量,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把我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后,(97)中国需要从模仿到成熟运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2012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从中华民族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传统中汲取营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明确回答了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开放型经济,以及如何更好地建设人类世界的重大历史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指出人类可以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构建超越两大阶级共同体对立关系的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98)它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尽管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但是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能力。“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99)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共同改造世界,并朝着“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过渡。“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率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它不仅在原则和理念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所具有的弊端,在建设模式上也为从“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个人全面发展”提供了支撑。“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聚焦点,以基础设施为基石,是对发达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100)“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101)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中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石,是打破落后国家持续不发展瓶颈的关键。目前,“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形成,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取得积极进展,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合作港口建设运营良好,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建设稳步推进。(10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凸显了被主流国际经济理论回避的全球生产关系问题,强调共赢共享的发展。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试图掩盖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然而,如马克思所揭露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3)一切经济行为都发生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人假设”回避了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国际贸易发生于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若以这些理论指导实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极易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成为“核心—外围”世界体系的牺牲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应通过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繁荣的世界。中国正以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即高标准的贸易协定、高质量的全球合作平台、高自由度的自贸区、高开放度的贸易规则(江小涓,2021),推动世界互利共赢。2013年至2021年初,中国已建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104)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贸区,2021年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提交申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克服了西方以“霸权稳定论”为基础、以维护本国资本利益为目的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狭隘视角。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英国、美国等霸权国家为维护本国资本利益扮演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只有一种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价值导向的新国际秩序倡议(裴长洪,2021),将“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105)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绿色、开放、廉洁的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和响应。截至2021年1月,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16+1”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组织。2013年至2020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在华投资约600亿美元。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一半以上,新签合同额1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2亿元。(106)

  

   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资本逻辑使得人类社会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共同问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人类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挑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正如马克思在“两个绝不会”理论中所揭示的那样,(107)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仍具有活力的条件下不可能自发灭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08)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9)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时,通过侵略和殖民等途径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国家的社会形态相连接,导致落后国家发展进程受阻,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具体实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110)正是在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运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各种问题,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点。阶段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并形成了适应该阶段实际情况的经济思想;连续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形成的经济思想,都集成了上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11)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继承、发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科学判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深刻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呼唤,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初步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112)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⑤恩格斯在此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通过引用摩尔根的话作为结语,暗示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更高级的阶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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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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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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