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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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  
“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52)中国用新中国成立后70余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回答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持续有效地发展经济的问题,根据不同历史方位下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践行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发展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中国的发展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3)

  

   (二)“从无到有”——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需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发展战略,以国家和政府干预为基本手段,以农业支持工业为机制保障,以同苏联合作为主要方法,从0到1地建立起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形成了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生产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建立一定规模的人类协作的劳动体系,摆脱个人劳动的生理局限,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演变,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以自动的机器体系为最终形态,发展出机器协作的劳动体系,只有“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才使得大工业获得“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并“得以自立”。(54)与此同时,落后国家在发展经济时,市场缺陷引致的扭曲效应会通过后向需求联系而累积,导致上游工业部门成为缺陷的交汇点,并且具有最大规模的扭曲效应(Liu,2019)。这表明落后国家要克服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并发展现代生产的前提是建立工业体系,并且要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55)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为建立工业体系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56)但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发展重工业面临重重困难。战争对中国重工业的破坏十分严重,兴建重工业的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且资金回流慢,私人资本“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57)在物资和技术匮乏的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只能由国家来主导,“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58)

  

   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下,中国逐步从0到1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由于工业化过程是不可复制的,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前人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援助,毛泽东曾在建国前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中国向美国出口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以换取美国的重工业产品和企业投资(董志凯等,1993),但战后国际形势使该计划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制定了以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到“一五计划”时期,逐步确定了“156项”建设计划。为了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业建设,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设立了计划机构以拟订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监测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搞好经济总量平衡、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安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董志凯,2003)。与此同时,彻底的土地改革引领的农业改造和治理模式变革也保障了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机制(孙乐强,2021)。1952-1966年,新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下,集中全国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与中国自主完成的1000余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相配套,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工业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新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董志凯,1999)。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融入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等重要观点。总体来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品产量大大增加,“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59)“从无到有”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

  

   (三)“从有到优”——启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引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潜在生产能力的释放,中国共产党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在落后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投资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根本前提,一旦工业体系建立,如何激发各经济主体活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但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60)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脱胎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时间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表明中国应当借鉴现代生产的有益经验,通过引入市场调节机制赋予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加速经济的循环运转;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空间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消灭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表明国家和政府既不能完全退出也不能大包大揽,而应当在积极制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的同时,以顺应市场规律的方式干预经济。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受限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完全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一定局限性,“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61)导致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无法释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打破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62)为了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63)改革从农村开始后转移到城市,层层推进,逐渐深化,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调节的范围作用,解决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使中国成为唯一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从四个方面启动了经济增长。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企业协同竞争结构。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确立,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的改革逐渐退出了不占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增强了在具有竞争优势和国民基础性领域的规模效应。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优势,填补了国有企业退出领域的空白,形成了高度协作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垂直产业结构。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框架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中国大步推进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64)第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65)第四,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抓住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66)中国下游加工制造业企业以生产模块化部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保障下,制造业投资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并通过国企—民企的垂直产业结构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了城镇化过程,带动了住房、汽车需求和基建投资,开启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期。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67)“从有到优”地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引擎”。

  

   (四)“从优到精”——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式:高质量发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战略措施,逐步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形成了高质量发展论。

  

   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则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并不是具备了物质基础后,在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因此,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式、迈向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6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各种问题,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69)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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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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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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