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军: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行为转向及其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25:09

进入专题: 经济人模型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新制度发展经济学     行为发展经济学  

汤吉军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往往会受到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影响。通过考察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可以揭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新制度发展经济学和不完全信息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异同点。由于现有新古典传统下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没有涉及信息处理不完美或心理维度问题,因此有必要重点探讨行为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心理或行为的作用机制。因心理账户、默认规则和认知偏差等非理性行为系统性偏离经济人模型,从而对当代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综合研究表明,行为失灵与市场失灵、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经济理论形成的互补认识,摆脱了自由市场和政府主导的简单两分法,更全面认识到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助推作用,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奠定新的微观基础,也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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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政策如何解决贫穷问题?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甚至还会继续扩大?如何解释这种差异?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传统或主流发展经济学(又称旧结构经济学),是由罗森斯坦-罗丹、缪尔达尔、赫希曼、纽克斯、普雷维什和辛格等创立的,对自由市场的偏见和对计划的偏好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从他们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滥用和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忽视中看出。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对市场力量缺乏灵活性和敏感性(或者说市场失灵),诸如价格、税收和管制等因素的变化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他们认为,政府干预是摆脱贫困陷阱的充分条件,这种经济思想形成不仅源于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苏联中央计划进行的相对成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与1936年凯恩斯革命所倡导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决定论有关,致使人们极度关注市场失灵,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包括中央计划、强制储蓄、进口替代工业化、官方国际援助和国有化等,忽视了政府失灵所带来的危害,看不到政府失灵与公共选择等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发展经济学受到质疑乃至否定,理论与实践开始支持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而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在解决激励机制上的失败,因信息不完全和机会主义行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成了理性选择,低估了政府所面临的信息和激励问题;二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发展表明,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利用了最少信息并且产生帕累托最优的机制,突出强调市场完美的重要性,诚如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政府主导干预,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纠正这种失灵的中心作用,但从整个世界来看,这种隐含的制度假设太简单化了”。显然,政府失灵对经济发展的障碍远甚于所谓的市场失灵,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巨大的交易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从而将经济理论注意力转移到新古典经济学市场万能方面,就像20世纪80年代由IMF、WTO、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再度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斯均衡,只不过是以理性预期形式出现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为核心的新新古典综合学派,着眼于新共识宏观经济学,迫切需要考虑制度、激励与信息等方面以确立新发展经济学①,主要与诺思的交易成本与产权范式下的新制度发展经济学②有关,并与斯蒂格利茨等信息不完全范式的新发展经济学③形成互补。而且,林毅夫④突破旧结构经济学,将结构转变放进经济发展研究中,创建了新结构经济学,本质上是新古典结构经济学,忽视了生产要素流动有限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仅仅看到了政府在比较优势和因势利导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不论是传统的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新制度发展经济学,也不论是旧结构经济学还是新结构经济学,以及信息不完全发展经济学,虽然涉及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为正和信息不完全问题,但都没有涉及主观信息处理和偏好稳定问题,并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将机会成本概念拓展包括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加深了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但都未能涉及经济主体的心理动机与认知偏差(心智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贫困无法终结问题⑤,因此,必须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一种新的行为经济学方法,从而揭示竞争市场的压力不会矫正经济主体的错误,反而市场会使这些错误更加糟糕。⑥

  

   为此,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三部分论述福利经济学对政府主导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四部分论述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五部分阐述信息不完全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六部分论述行为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最后是一般性评述以及关于行为转向的必要性的论述。

  

   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从1776年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以来,主要关注宏观经济问题——财富创造、增长和政府经济政策,后经由李嘉图和穆勒以及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相综合形成新古典经济学,从而转向微观经济学,关心消费者选择和企业行为决策,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收入分配、经济周期、一般均衡和国际贸易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模型相当精确地描述了真实世界,因此他们认为,真实世界在帕累托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它并不需要政府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本身看起来免不了严重的政府失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让这个机器自行运作,然后它就能依靠私人竞争性市场自我纠正,实现跨期最优均衡。如果不被外部的干预所阻碍,给定每个人对生产的不同的贡献以及对消费的不同欲望,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市场交易会产生对每个人而言最大可能的财富。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中的交易可以无成本的完成,所以为规范经济学提供了基础。其中,新古典经济学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它所宣称的个人自利的买卖、工作、储蓄等所达成的结果,事实上是一种经济的乌托邦:一种在所有个人之间,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完美的经济和谐。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社会必须授予并且保护每一个人充分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的自由,建立保护那种自由的制度框架,亦即竞争性市场体系和私人产权。个人拥有所有产品、要素以及企业的所有权。所有权被清晰地界定,并且包括了使用权、免于侵犯的自由以及转让的自由。完美的私有产权和完全的竞争性市场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唯一制度,并且价格和数量符合帕累托最优,是对“看不见的手”这一观念的形式化。此时无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仅可以将心理因素,而且也可以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进行优化决策。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贫困问题归结为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社会壁垒阻碍个人通过自由市场交易去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途径。一类社会壁垒是源于人类的弱点,例如,个人期望获得市场控制权、垄断资源或商品,从而操纵价格;二类社会壁垒是涉及人类能力的自然局限,例如,人类无法预测的未来、不确定性可以扭曲市场选择;三类社会壁垒涉及某些生产技术的成功,例如,规模经济可以促进垄断取代竞争,因此垄断定价扭曲市场产出。由于这三类社会壁垒导致个人或国家财富低于没有壁垒时的财富情况,所以,它们可以导致贫困的产生。第二种原因是一些人理性选择了贫困。这些人通过选择闲暇而不是工薪劳动,表现出偏好闲暇。同样,他们宁愿现在消费而不是储蓄和投资以赚取未来收入(利润、租金、利息等),因此,他们成为穷人。不是理性选择的壁垒,而是个人、群体和整个国家偏好及其选择的结果可以解释贫困。第三种原因是贫困既不涉及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壁垒,也不涉及偏好和选择,而是涉及生产力。如果一个人可利用的生产资源极少,那么这个人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拥有低生产力资源(非熟练劳动力、低产土地等)的个人,因此获得相应的一小部分产出。若低生产力和其他资源带来的产出收入的比例较低,他们的收入占比就较低。因此,为了消除贫困,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理性的政府应查明和消除阻碍自由市场壁垒的原因,目标在于建立完善的竞争性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公民基于个人偏好、选择和个人拥有资源的技术生产力,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富人和穷人。尽管在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上内部意见不一,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参照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在消除“市场失灵”、追求完美世界方面是一致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贫困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政府需要和值得采取行动去解决的问题。⑦

  

   因此,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可以自行运作,市场经济会管理好自己,无论初衷多么好,旨在管理经济的外部干预,只会损害市场经济本来可以成功的自我纠正功能,突出市场万能。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放松市场管制、扩展并创造新的市场来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警惕政府干预主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爱对市场激励做出反应,并利用这种激励的个人和企业的私人决策作为解决贫困等问题更好方法。倡导市场是最优的唯一经济组织,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是让市场自发运作。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在完全竞争的私人产权的经济和达到最优效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的必要联系。斯密所认为的,每个人拥有的自由,按照其自身利益行动,但他们的行动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终这个社会将会得到所能得到的最大可能的财富,它将会完全实现它的潜在产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市场的供求相等,此时社会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因此,政府干预无非是维持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允许鼓励私有财产所有者和利益最大化者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使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和产出最大化的均衡状态。一旦政府干预超出了自由竞争市场所需的范围,那么这种干预很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三、福利经济学对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表明,当真实状况与完全竞争均衡并不一致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往往成为私人行动的替代物,这也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政府作为弥补市场失灵唯一的理论指导。因此,面对大萧条,1936年凯恩斯盯紧市场,随时准备干预市场不完全和市场失灵。因此,他们更加强调政府的作用,赞成用政府计划来处理持续的贫困及健康、保障和教育等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传统或主流发展经济学,从宏观管理走向理性计划,并未系统考虑政府活动所面临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甚至也不知晓政府是如何消除这些成本的。这种方法被德姆塞茨⑧批评为“梦幻谬误”(nirvana fallacy)——政府可以无成本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信息,实现完全有效率的理想化状态,从而可以获得最优公共产品数量、计算出理想化的国有企业产品价格以及获得最优税率和补贴消除外部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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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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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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