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海军:近代中国商业破产习惯中的债务和解及其清理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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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海军  

   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时期,商号搁浅、倒闭的现象在上海等开埠城市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已达至不容忽视的程度。商业经营中借入资金占比高,商业投机盛行,以及时局影响下的经济波动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如何有效地处理商人债务,对维护有序的市场环境意义重大。晚清政府有意加强在商人破产方面的制度供给,但是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商人间的债务清理,在较长时间内形成了以习惯法为主要依据,以商会为重要依托,以股东财产为核心对象的清理机制。破产无罪、破产免责、宽容不幸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偿债观念在债务清理中均有所体现。债务人诚实守信、债权人公平受偿、清理过程权责明确等精神理念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商业破产机制的发展方向。

  

   关 键 词:商业  破产  债务  清理  和解

  

   近代开埠以后,伴随中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领域的债务问题逐渐增多。商业借贷中的“经营性”,使其区别于传统私人借贷中对“亲属之情不容已,朋友之义不容辞”的认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父债子偿”等传统债务观念在近代商业活动中逐渐发生转变。商人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成为市场框架下的经济行为。当商人营业搁浅或倒闭时,强制性的债务清偿不再是债务清理程序的唯一追求。通过展期免息、折扣摊偿等方式进行债务和解,能够避免或减少因债务危机导致商号破产进而引发的大规模牵连倒闭。持续稳定的商业环境一定程度上被商人视为对经济损失的补偿。在债务清理方式上,也逐渐由官府羁押控追,向依托商会经手清理转变。债务和解有效降低了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维护了商业发展的整体利益。对于近代中国商业破产问题,学界从破产的概念和立法的角度已多有阐释,①而对于中国传统商业破产习惯中债务清理机制的近代转型,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倒帐:中国近代商业中的破产清理

  

   “破产”一词在19世纪末被翻译并引入到中国,其既有经济上的含义,同时又是一个法律概念。经济层面上的破产是指债务人因无力支付到期债务,而不得不倾其所有,以清偿债务的一种经济状态,在中国传统商业中称为“倒帐”。清末以前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清理主要是指以债务人为中心的强制偿债制度,其程序较为简单,据载:“吾国旧时商店,因亏欠倒闭,而停止营业者,类以一纸告白记载‘清理帐目暂停交易’字样,揭示于店门,以为停业之表示。清理结果,或则就此闭歇,或则出盘加本,照常营业,社会视为固然,官厅不加干涉”。②债务清理的核心要素是商号与股东的资产,清理程序主要由该号自主完成,部分较为复杂的债务关系则需要邀约中人调处。在商务尚未发达的时代,通过收回债权或变卖资产以实现清偿债务尚属便捷可行,对市场整体的影响并不明显。清末以后,商品经济渐趋发达,交易规模扩大,其范围亦超出“熟人社会”的限定,传统信用体系对往来交易约束作用的有效性逐渐减低。据史洪智统计,自光绪末年上海、汉口、武昌、镇江、天津、北京、香港、广州等主要商埠的倒账案件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③如何有效清理债务,逐渐成为商业领域令人瞩目的焦点问题,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商业债务风险升高的原因

  

   首先,商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依赖程度较高,高负债率使商号在应对市场波动时更容易出现搁浅或倒闭。这一特征在上海等通商大埠表现尤为突出。上海商业往来很大程度上依赖钱庄的资金支持,如遇市面紧张,钱庄收账不放,则容易造成商业资金周转难以为继,进而引发商号倒闭。1918年捷兴糖行停业,系因开年钱庄交往较少以致资金周转不灵倒闭,“亏欠庄款三万余两,查其店底货物不及一二成之谱”。④除此之外,众商所依赖的钱庄、银号本身也存在着资本过低而营业额过高的问题。在较为发达的信用体系之下,也隐藏着较高的信用风险。如1924年天津“金融公债行市大涨”,“前数日所卖出者,现已无法交货,结果数日之间,(银号)已倒闭十三家”。时人分析原因,资本薄弱是重要因素,“其中如东门外某银号,成本只两千余元,竟作至六十余万元交易”。与普通商业不同的是,钱庄、银号与同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传统钱庄、银号的资本较为薄弱,故而在资金运用方面主要依赖市面同业拆借。钱庄、银号一旦经营失败,则更容易造成同业牵连倒闭,使债务风险突破一家一户的范围。天津十三家银钱号倒闭后“钱业大形恐慌,闻至旧历年终不能支持者,尚有多家也”。⑤

  

   其次,近代商业投机盛行,买空卖空具有利润高、风险大的特征。1924年汉口棉花帮“专做各洋行抛盘生意”,“日前该帮陈聚泰字号与外商订做抛盘一万五千余包,大亏其本,汉口各钱庄均受其影响。日前倒闭,各钱庄讲帐多日。始于前日假普海春番菜馆,柬请钱帮讲帐,每千银只还六百七十五两,所到钱店共数十人云”。⑥陈聚泰借用钱庄庄款专做投机,倒闭后将债款作扣清理,各钱庄为避免牵连只得无奈接受。更有甚者,部分商号通过金融杠杆专做投机经营,风险尤为突出。如1931年上海致和钱庄倒闭,系受经理人之子沈承福投机失败的牵连。沈承福先以致和钱庄所“出期票银七十万两,买进印度棉纱五万包”,然后“以之(前项棉纱)向银行做押款,再以押款买进印度棉纱甚多。不料市价大跌,损失一百五十万两”。⑦致和钱庄盲目扩大信用,希图博得厚利,最终因投机失败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与此类似,1929年天津永通银号倒闭,该号“专营买卖老头票、证券及生金银等投机”。倒闭的直接原因是“抛空老头票十一万元,本按七钱一分左右作价,至期老头票忽涨至八钱一分八厘左右,亏累至一万余两”,被外间探悉亏折情况后,该号遭受挤提。“该号经理睹此情况,乃携带现银一万余两,于前晚潜逃。”⑧投机经营风险之大,使其与恶意倒骗之间仅一线之隔,牵动金融稳定,影响难以估量。

  

   再次,社会经济环境不稳,对商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近代开埠以后,商业活动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频繁的政局更迭、军事冲突、社会风潮,或直接或间接都给商业发展带来挑战。外在环境的变化,商业领域的反应最为灵敏。辛亥之役,“鄂省猝遭兵祸而汉埠实当其冲,商民损失为数不赀”。商人债务清理成为突出问题,“债权债务双方因此争执者,案达数千百起,所报债数额约有数千百万之多”。商人债务案件的集中爆发导致原有处置机制濒于瘫痪,“本省无力通融,政府又未曾偿恤,陈诸商会,既苦调处之无方,诉诸法庭,复虑执行之不便”,⑨无奈之下各商帮及钱业公会建议筹设理债处。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不容乐观,“白银流出,银根紧急,工商凋敝,农村破产”成为各地的共性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影响传统商品进出口贸易尤为明显,商号破产倒闭屡见不鲜。1934年,时人在论及金融前途时颇为忧虑,“近年钱庄不论内地与都市,倒闭与停业者为数至多”。⑩时局不靖进而影响经济,成为商业凋敝、商号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二八战事以后,沪市地方损失奇重。百业凋敝,经济破产,社会间不景气现象,触目皆是。政府当局虽有复兴市面之整个计划,但各业之不振,依然如故。本埠华通银行与南市乾源钱庄平日信誉卓著,乃近因营业清淡,受经济不景气影响,竟突于十月一日同时倒闭,宣告清理”。(11)经济环境不稳定,进一步增大了商号倒闭破产的风险。

  

   (二)晚清政府与商人债务清理制度供给的不足

  

   在1906年《大清破产律》颁布以前,清政府并没有处理商人破产的专门法律法规。商号倒闭案件的处理主要参照《诈伪》《钱债》《户婚》《田宅》等律例。债务清理案件涉讼之后,官府多采取民、刑不分的处理方式。据民国史料记载:“在昔前清时代,民刑法律不分。遇有倒闭停业事故发生,官厅得随时拘禁经理人员,笞责追逼,非俟清理完竣不予释放。故经商者事前咸有畏法之心,事后知无幸免之责。苟非万不得已,不敢出于倒闭之一途。而一经倒闭,亦不难迎刃而解决,决无拖累之后患”。(12)以刑迫债的处理方式在传统商业倒闭案的处理过程中曾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并不适合近代商业的发展。

  

   到19世纪末,商人间的债务清理愈发复杂。尤其是上海等地出现虚设公司倒骗钱庄巨款的案件,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愈发明显。这与晚清政府的“保商”政策严重不符。如何妥善处理商人的债务问题成为社会焦点。1899年,上海商务局绅董呈称:“近来市面日紧,倒闭之局愈出愈奇,以有挟为护符,以延讼为得计,甚至朝集股本,暮即卷逃。昨方下货,今已移匿。栈单房契,轻弃远遁。倒盘贬价,弊端百出,贻害无穷”。对于以上故意倒骗案件,上海绅商明确提出从严“奏明照骗人财物律例办理”。(13)两江督臣刘坤一上奏清政府《奸商倒骗存款拟照京城钱铺定例办理折》,折内“申明治罪专条,自枷、杖、军、流以至永远监禁。盖谓近来商情变幻,倒骗之局,愈出愈奇,必如此严惩,庶奸商知所畏服”。(14)随后,刑部会同户部具奏,赞成刘坤一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此等倒骗之案,各省近日亦复不少,似应照办,以昭划一”。(15)此种以刑迫债的方式,虽在清理倒商债务时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商业发展则存在较为显著的弊端。商业贵在流通,刑民不分的处置方式,会直接拉高借贷关系发生的交易成本。资金缺乏者不敢轻言借款,同时放款者却苦于资金无处宣泄。长此以往,抑制商业信用与金融流通,对于商业的整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以刑迫债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与两江总督和刑部的认识不同,商部从发展商业的长久利益考虑,提出要详细区分“倒骗”与“倒闭”之不同。商部提出“诈伪倒骗者之出于有心,与亏蚀倒闭者之出于无奈,虽皆谓之破产,而情形究有不同。诈伪倒骗洵属可恨,亏蚀倒闭不无可原。若仅以惩罚示儆之条预防流弊,而无维持调护之意,体察下情,似于保商之道,犹未尽也”,在对商人破产清理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调查东西各国破产律及各埠商会条陈商人习惯”的基础上,商部拟定了《大清破产律》九节六十九条,内容涵盖了“由举董清理以迄还债销案”各个环节,“尤注重于倒骗情弊,为之分别详议监禁、罚金等项罪名”。《大清破产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成文的破产法。其颁布意义巨大,使商人破产偿债有所依据,商部明确指出“嗣后遇有倒闭案件,即无须援引刑部前奏比照京城钱铺之例办理,以免两歧而昭公允”。(16)但遗憾的是,由于该律在所涉官款是否与商款一律按成均摊的问题上与朝廷发生严重分歧,导致该律在1908年被清政府命令废止。虽然如此,《大清破产律》还是对商业破产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修订《大清破产律》的同时,商部也注意到了以“报官追偿”“以刑迫债”的方式处理债务,司法成本较高。问题主要在于商人破产常被视为“钱债细故”,往往迁延时日不能结案;另一方面,在处理案件时地方官员需索之弊由来已久。晚清时期,司法制度的缺陷对商业发展的局限愈发明显。商部成立之后将“厘清商人词讼”作为要政。1905年商部上奏《整顿商务请旨通饬各省清理词讼严禁需索折》,对厘清商人词讼与商业发展关系的分析切中要害:“窃商业以信义为体,以母财为用,现今市面日紧,各省人心风俗日益浇漓,奸商倒欠之案愈出愈奇,地方官辄视为钱债细故,不为清理,信义不孚,银根愈紧,商业所由不振也”。早在1902年,对于商部提出的保商之政,清政府曾批示“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各官及局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办理,力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倘有不肖官吏,仍前需索留难,著随时严查参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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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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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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