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性借贷的高利率影响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8: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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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  
通过息借商款和发行昭信股票来融资。(91)而在这两次融资中,清政府既没有委托银行、票号等金融机构进行发行和包销,对后期的资金使用、偿还和利息支付也缺乏约束,导致债券的发行、流通和偿付存在极大的不规范性,严重损害了公共信用。

  

   其三,清政府虽与票号等金融机构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令其承担官款的收存、汇兑等职能,但这种合作仅停留在临时性、非制度层面,始终未形成正式制度上的结合。比如,因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清代财政的基本运行制度——解协饷制度(92)受到严重冲击,清政府不得不于1862年起允许票号汇兑官款。但是,清政府始终不愿在正式财政制度中引入便利、流通性强的汇票,在京饷上缴户部和财政向各省拨款环节仍坚持使用实银,致使汇票流通无法形成闭环,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

  

   其四,清政府对建立银行一直顾虑重重,直至1905年才成立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此前不仅1887年李鸿章试图与美商合股组建银行之举被迫叫停,1897年盛宣怀组建中国通商银行之前也受到多番阻挠。实际上,银行作为一种能够筹集社会资金进行大规模、长期放贷的制度安排,对满足近代工业生产和财政国家建设的金融需求具有重大意义。中央银行还能通过发行银行券、管理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等方式,对整个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同时成为政府信用的重要保障。可见,清政府在组建银行以及中央银行上的迟滞使其无法对金融市场实行有效管理,遑论对利率水平施加影响了。

  

   根据和文凯的看法,上述金融制度建设的不足正是中国明清商品经济与欧洲大分流的关键。他认为中国明清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在产品还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方面,与西欧并无本质区别,但在国家财政制度和民间金融市场结合的现代财政国家发展上,则严重滞后,这深刻影响了开埠之后近代工业化的展开。(93)

  

   除此之外,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一方面,清代从政府到社会对利率的重要性认识普遍不足。当时思想界对借贷利率的认知仅限于对平民生计的影响,认为高利放贷“明扣暗加,日积月累,既违禁以索息,复滚利以作本,层层积算,子倍于母,稍有拖欠,即强逼当地典房”。(94)因此清政府虽推行了不少利率管制和减利政策,但其基本立场只是为保护小生产者和贫民免于破产流离,并没有从国民经济的视角来理解利率政策对生产成本、投资需求和产业创新的意义。这些利率措施偏于消极守御,对金融活动的管理以法律和行政防范为主,而不像同时期的西欧国家那样,积极降低利率以促进生产、贸易进步。

  

   另一方面,在整体金融和财政思想上,清代在鸦片战争前一直沿袭传统的钱法、盐法、田赋、商税等,直至晚清才有郑观应、康有为等学者提出全面的金融和财政改革方案。但是清廷统治者和主要官员对于这类改革思想始终持反对意见,如光绪年间户部大臣阎敬铭反对发行银行券,认为“银纸遍布民间,凡公家一切征收款项,举无实银,设有缓急,银纸无人行用,其害终归于国”。(95)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忧外患已经深重时,清政府才部分接纳了建立银行、发行公债等思想,但在推行新政时,主管财政的官员依然对近代金融缺乏系统性认知,导致昭信股票等新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清代中国之所以无法实现利率的大幅降低,没能打破金融领域高利率与生产领域低收入的早期工业化循环,其客观原因在于市场结构上,资金供给有垄断性而需求同质竞争,庞大的人口基数降低了人均资本可得性。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和社会观念的保守与对金融的认知不足。正式制度建构的不足,归根结底是因为作为观念的非正式制度发展出现滞后,以及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的进程缓慢,而这其中的关窍即是政府的认知能力。

  

   公共信用的建立与低利率融资条件是资金在市场中高效流通的基础,也是降低部门间壁垒、推动社会资金有效配置的核心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革命所等候的金融革命的关键,在近代中国,应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建构。清政府未能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一般,真正意识到降低利率的重要性,而以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通过货币、公债、再贷款等手段为低利率的实行提供保障,并用法律、法规和市场参与的方式推动利率达成实质性降低,这对于近代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高利率虽不妨害早期工业化顺利开展,但却制约了经济社会走向近代工业化的“质”的飞跃。

  

   注释:

  

   ①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②参见周建波、曾江、李婧:《农村金融与清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以农民兼营手工业为中心》,《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

  

   ③参见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高利贷与社会再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方行:《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④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⑤参见陈志武、彭凯翔、袁为鹏:《清初至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利率史初探——基于中国利率史数据库(1660-2000)的考察》,《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陈志武:《从资本化体制看中西大分流》,《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

  

   ⑥参见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霍默、西勒:《利率史》,肖新明、曹建海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 十六和十七世纪》,贝昱、张菁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⑦参见Franklin Mendels,"Des industries rurales a laprotoindustrialisation:historigue d'un changment de perspective",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39.5(Sept-Oct 1984),pp.977-1008.转引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⑧参见B.Short,"The De-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A Case Study of the World,1600-1850",in P.Hudson(Ed.),Regions and Industries:A Perspective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56-17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⑨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⑩参见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14年;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孔伟艳等译,北京出版社,2008年;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九州出版社,2007年。

  

   (11)弗兰克、张宇燕、高程等学者指出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带来了大量美洲金银,由此引发价格革命、贸易发展、财富分配格局改变、金融市场创新等一系列变革。这一视角阐释了金融领域由货币量的外生冲击带来制度变迁的变革路径,但这些著作仅将利率视为金融变革的一个指示性变量,未对利率的演变机理和影响作出分析。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

  

   (1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34页。

  

   (1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14)净产值指抛去种子、肥料、人工等生产成本后的收入,但不包括借钱的利息。参见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续)》,《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

  

   (15)李伯重:《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505页。

  

   (16)李伯重:《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第511-516页。

  

   (17)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点:《沈氏农书》,中华书局,1956年,第19页。

  

   (18)道光《石门县志》卷23《风俗》。

  

   (19)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第13页,《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上海通社,1935年。

  

   (20)李煦:《请预发采办青蓝布匹价银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第6页。

  

   (21)光绪《江阴县志》卷30《识余》。

  

   (22)王有光:《吴下谚联》卷3《有钱弗买半年闲》。

  

   (23)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中衢一勺卷第六·闸河日记》。

  

   (2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357《高州府风俗考》。

  

   (2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5《施清惠公事略》。

  

(26)《清圣祖实录》卷10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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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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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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