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性借贷的高利率影响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8: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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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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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极高的人口密度下,借贷需求的绝对数额虽大,个体需求额却严重偏低,且彼此间充分竞争与替代,面对资金供给方没有议价权,只能接受给定的利率。当然,利率水平的确定也受借款者偿付能力的影响,在生活性借贷和收益较低的一般生产性借贷中,收取的利息总体并不高。如清初部分江南地区的典当利率就低至二分甚至一分五;(69)1740-1755年苏州农村的银钱借贷契约也反映,当时的利率多有一分五厘至二分者。(70)

  

   然而在江南农村手工业领域,则因为从事兼营活动的农户数量极多,人均资本额低,个体农户的资金可得性受限,同时得到全球市场支撑的行业利润率又远高于其他类型生产,农户能够支付较高的借贷利率。这种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导致其利率大幅偏高,甚至达到普通借贷利率的十倍以上。

  

   四、试析早期工业化走向近代工业化的金融条件

  

   (一)早期工业化走向近代工业化中降低利率的重要性

  

   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生产部门的资本积累并非总能完成,如在英格兰十个早期工业化地区中,仅有四个过渡到了正式工业化。(71)在欧洲,阻碍资本留在生产部门的主要因素是高昂的地租、税收以及土地升值。如在德国西里西亚地区的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手工业者所承担的税收、租金等不少于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工业部门的积累,“现存的工业结构以便宜的劳动力和没有反映‘真正的成本’为基础,导致存在于亚麻纺织行业之中的一种永久的和几乎不可更改的特征”。(72)同时,由于土地投机的狂热,贵族和特权商人将大量资本投资到地产或土地抵押银行中,而非投入工业部门的革新,最终导致该地区由早期工业化滑向了“逆工业化”。

  

   而在清代江南,除了地租和各项税捐外,高企的借贷利率也是制约早期工业化走向近代工业化的一项重要因素。虽然旺盛的国际需求拉动了早期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但这仅仅是在高利率金融的助推下不断重复家庭兼营模式的低水平增长,产出的扩大主要依靠对农村剩余劳动的开发来实现,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缺乏实质性革新。如图1所示,江南早期工业化生产中存在着一种“金融领域高利率-生产领域低收入-资金流入借贷领域”的循环,即社会资金在高回报的吸引下不断进入借贷领域,再通过私人借贷和典当方式贷给分散的小生产者。这时,农民面对的是一种高人口密度、分散化生产模式下的“高水平陷阱”(73):生产领域的人均剩余停留在极低水平,无法形成产业升级所需的劳动力商品化、资本积累与规模效益条件。

  

  

  

   图1 清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生产、流通、金融领域之间关系示意图

  

   这一循环很难靠市场机制自发打破。在清代江南的手工业链条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特征使农户处于近乎完全竞争境地,而流通领域的商人和借贷领域的金融机构、富户则能通过垄断产品收购与资金贷放而攫取大部分利润。时人形容道:“小民一岁之收,始则贱价归商,终乃贵价归民。典商、囤户坐享厚利,而小民并受其困矣。”(74)一方面,商人从全球贸易中赚取了大量银钱,但并未将其用于生产投资,“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行业中,如纺织业,这种情况(商人投资建设生产企业)就绝少出现”,“商人资本往往会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用以重利取息”。(75)另一方面,生产者的收益大量被放贷者抽走,向金融商人集聚。这使得从事商业与金融业的大商人资本愈发膨胀。据吴承明考察,明代后期,银二三十万为中贾,五十万以上为大贾,达一百万两者则少之又少,(76)而到清代商人中,已是“赀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数百万计”了。(77)

  

   直至洋务运动后近代工业化进程开启,早期洋务企业虽由官员主导,商人经办,在资金筹集中仍多次遭遇困难。如1872年筹建轮船招商局,最初主持其事的朱其昂在江南社会中招股,即“不曾取得各式商人的支持”(78)而致“股份过少”(79)。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浪潮来临,近代纺织、面粉、火柴等企业纷纷建立,但主要集中于资本需求相对较少的轻工业领域,创办者多为绅商、中小商人这类边缘化商人群体,而少有传统行业中的大商人。这说明近代产业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有所不足,发展仍面临资本约束。

  

   在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下,资金社会化筹集与生产社会化能够调节产业链上的资源、利润分配,使生产与流通、金融领域之间趋向平衡,从而打破图1中的循环。而利率的降低正为资金社会化筹集和向生产部门配置提供了条件。一旦生产性借贷利率能够显著低于劳动收益率,则生产者可以积累下资金,用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技术。而一旦总体利率水平能够低于生产部门利润率,商人和放贷者也会被利润吸引而开始组织生产,甚至向金融部门借入低成本资金以投资生产企业。可见,利率的变动是打破循环,跳出“高水平陷阱”“内卷化”(80)发展的突破口,也是从早期工业化走向近代工业化的一项关键金融条件。

  

   (二)西欧利率革命发生的条件

  

   实际上,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所谓的“利率革命”,大幅降低了借贷利率。在整体利率水平上,如亚当·斯密所说:“早先,大部分欧洲的普通利息率,似乎是10%,自从西属西印度发现以后,各国的普通利息率,逐步降为6%、5%、4%,甚至3%。”(81)而就短期个人贷款而言,15世纪意大利的私人高利贷者常收取32.5%-43.5%的年利,佛罗伦萨的私人当铺则按20%的法定利率收取,但1462年意大利即成立了“蒙丹斯”(Montes Pietatis)组织(82)并将其推广到许多城镇,收取6%的利息,试图降低当铺利率。16世纪荷兰“蒙丹斯”商业贷款可以12%-15%的水平贷给个人。到17世纪,英国将私人贷款的法定利率上限逐步降至10%、8%、6%,荷兰1650-1675年间的私人贷款利率约为3%-4.5%,到1700年更低至1.75%-2%。(83)显然,西欧利率在中世纪晚期数百年中出现了急剧的降低趋势。至17世纪后,西欧个贷利率不仅远低于同时期中国江南农村的手工业生产性借贷,较之普通借贷中一分五至三分的月利(相当于年利18%~36%)也低了许多。低水平的利率使社会资金大量流入产业领域,为组织工业化大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本,社会由此得以进入工业生产加速和经济起飞的轨道。正如阿什顿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前五十年中降低利率的重要性从未受到历史学家应有的强调。假如我们寻找18世纪中经济发展速度为何加快的单一原因(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着眼于此。”(84)

  

   当然,西欧能够实现大规模利率下降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大幅度的利率变动不能违背资金市场的基本供求形势。西欧利率的降低建立在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金银大量流入的基础上,据统计在1500-1800年,从美洲贩运到欧洲的金银总量分别达到2708吨和72825吨,导致西欧主要国家的货币存量激增。(85)这种货币供给的增长在性质上不同于明清中国的白银流入:中国的白银流入是经济体系中商品交换的结果,属于内生的结构变动;而美洲金银的流入对西欧则相当于一次外生的货币供给冲击,能够引发价格革命,推动劳动力工资上升和利率降低。另外,如前文所述,西欧人口密度远低于同时期的中国,因此人均资本量相对充足,更易实现利率降低。

  

   其次,从正式制度角度来看,欧洲从16世纪初开始建立起一系列高效的金融制度。在私人金融方面,阿姆斯特丹银行、瑞典银行等具有存款和汇兑职能的公共银行相继建立,为信用的流通和扩张提供了重要保障,信贷工具集中的早期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国际多边支付体系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在公司金融方面,股份公司成为普遍性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式的股票交易市场在17世纪中叶出现,同时,各类短期公司债券也开始成为个人、团体及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准备(liquidity reserve)。而在公共金融上,荷兰、英、法等国开始财政改革,政府通过发行长期债券,利用税收作担保向金融市场融资,并成立中央银行以保障公债信用。这些做法使得西欧在工业革命前,民间金融与公共金融的可得性都有了显著提高,市场利率调整能够富有弹性,融资的摩擦成本大为减少。

  

   其三,就非正式制度而言,欧洲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已对低利率的重要性有了明确认知。盛行于15-17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学说认为,“不存在着利息率会自动调节到适宜水平的自然趋势,利息率往往居高不下,而高利息率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86)提倡主动干预利率使其下降。东印度公司董事乔塞亚·蔡尔德更明确提出,降低利率是为了“能像荷兰人那样廉价地获得资本”。(87)这些思想在西欧民族国家与新兴商人阶层结合的过程中,对政府理念和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各国以法律、法令形式降低利率,并通过财政、金融改革和直接参与金融市场,促进信用流通与利率下降,表现出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的特征。

  

   (三)清代中国未能发生利率革命的原因

  

   清代江南虽因资金供给相对充足而具备了利率下降的市场条件,但在人口密度过高、人均资本可得性不足、信贷供需双方议价条件不对等的情形下,生产领域乃至社会整体借贷利率的降低无法靠市场机制实现。对比西欧利率革命的条件,清代中国的货币量增加来自贸易所得,并非纯然外生,无法直接带来价格革命,因此要降低利率,须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方面着手。

  

   实际上,清代中国的民间金融市场在制度层面已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在金融形态上表现为钱庄兴起,当铺数量增多,以及清中叶后票号的诞生,还出现了全国主要市镇间汇兑网络的建立以及汇票、庄票等金融工具的发展。然而,不同于西欧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和积极参与,晚清工业化进程开启以前,清政府在金融系统的制度建设中几乎无所作为,错失了变革的良机。

  

   首先,清政府在货币制度建设上严重滞后。虽然当时票号、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已有汇票、钱票等信用凭证通行于市,但政府仍对信用货币抱持保守、消极看法,特别在咸丰年间推行官票宝钞的尝试失败后,(88)变得更为谨慎,至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创立时,仍然不愿给予其银行券以法定货币地位。这使得清代货币制度没能突破实物货币体系,不仅导致商品经济无法走向信用流通,也限制了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和金融活动进行调控的能力。

  

其次,虽然清朝的税制结构在19世纪后半叶已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税为主向近代工商税为主的转变,同时迫于财政压力,政府多有向金融机构借款或预借赋税的行为,(89)但却始终没能建立起以近代工商税为担保,向金融市场融资的公债制度。(90)直至19世纪末,清政府才仿效外债借款和西方国债做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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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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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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