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对于西汉春秋学的发展，《汉书·五行志》曾把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以刘向为代表的《春秋》穀梁学和以刘歆为代表的《春秋》左氏学，这一说法至今仍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一说法大体可信，但仍有进一步探究和辨析的空间，如董仲舒的春秋学为公羊学固无疑问，刘向、刘歆的春秋学虽然提倡其中一《传》,但不必同时与另外二《传》相对立。也就是说，无论刘向还是刘歆，他们在提倡《春秋》穀梁学或左氏学的同时，也有兼用其他二《传》的情况。对于刘向的春秋学，已有专文讨论1,现在来看刘歆的春秋学思想。刘歆的《春秋》左氏学是与其对古文经学的争立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要对这一过程有所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其《春秋》左氏学有一深入的认识。
一、刘歆对古文经学的争立及其目的
刘歆，字子骏，是刘向的少子。对于刘歆的生年，史书未有明言。钱穆说：“歆生年无考。成帝初即位，歆盖弱冠，其年当较王莽稍长。又扬雄生年，刘向二十七岁，距成帝即位二十一年。雄、歆年盖相若，子云犹或稍长。”[1]王莽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即公元前53年。据此，可以推知刘歆生年当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刘歆少时便通晓《诗》《书》,这显然与其家传的《诗》学传统有关。后来受到汉成帝的诏见，被任命为黄门郎。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前25年),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2]1967。刘向死后，刘歆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汉哀帝即位，王莽举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随后又升迁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这时汉哀帝又让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于是刘歆乃集六艺群书，分门别类，撰为《七略》。《汉书·艺文志》曰：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2]1701
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其中《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出自刘向，《兵书略》出自任宏，《术数略》出自尹咸，《方技略》出自李柱国。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均已佚失，其内容异同无从得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保存了《七略》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借此来了解刘歆对于六艺的整理情况和看法。
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歆看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传》有着详细的记载：
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2]1967
刘向在《新序》《说苑》等书中已经用到《左传》材料，因此刘歆在中秘看到的古文《春秋左氏传》,刘向也必定看到。但刘向对于《左传》仅是史料的引用，并未涉及义理方面。刘歆则认为，与《公羊传》《穀梁传》出于七十子后相比，左丘明亲见孔子，因此，与《公羊传》《穀梁传》相比，《左传》在解释《春秋》的义理方面更为详细，更有优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歆试图争立《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书列于学官。汉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遭到五经博士的反对，于是刘歆移书以责让太常博士。
刘歆从唐虞时期说起，认为当时圣王相袭，其道甚著。但到了西周末年，王室衰微，礼乐不正，圣王之道难全。孔子担心此道不行，于是正《雅》《颂》、修《周易》、序《尚书》、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孔子去世以后，圣王之道又暗而不彰。秦朝以法为治，焚书坑儒，道术由是遂灭。到了汉初，仅有《周易》因未遭到焚烧而流传下来，其余经书皆阙而不传。汉文帝时，晁错从伏生受《尚书》,三家《诗》亦开始流传。汉武帝时，《诗》《礼》《春秋》先师在邹、鲁、梁、赵等地教授弟子，传播经学。但当时没有一人能够完全通晓一经，或为《雅》,或为《颂》,因此需要集众人之力才能通晓一经。在这种情况下流传的经学距离全经仍然很远。
在刘歆看来，这种情况的改变得力于古文经书的发现。《汉书·楚元王传》曰：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柏(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2]1969-1970
古文经书得自于鲁恭王坏孔子宅，对此事，《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2]2414《汉书·艺文志》亦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2]1706与上面所说不同，这里没有提到《春秋左传》,却提到《论语》《孝经》。王充曰：“《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3]1161-1162又曰：“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此则古文不当掩，汉俟以为符也。”[3]860-861许慎《说文解字》亦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4]从王充所说可知“《春秋》三十篇”即《汉书·艺文志》的“《左氏传》三十卷”,因为《公羊传》《穀梁传》皆“十一卷”,其所对应的《春秋》经亦“十一卷”。
刘歆争立的古文经学主要以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为主，其目的是为了补充今文经学的残缺和不足。对于这些古文经学，刘歆《七略》皆有记载。对于《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2]1705“《经》二十九卷”指的是《今文尚书》,“《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是在《今文尚书》的基础上加上孔安国孔壁所得古文十六卷和《书序》一卷。《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2]1706这里所说的“脱简”云云，就是刘歆上面说的“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对于《逸礼》,《汉书·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2]1709“《经》七十篇”当为“十七篇”之误，指的是《仪礼》。对于《礼古经》,《艺文志》载：“《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2]1710所谓“鲁淹中”,指的就是鲁恭王坏孔子宅之地2。对于《春秋左氏传》,《汉书·艺文志》曰：“《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2]1712-1713“《春秋古经》”指《左氏传》所依《春秋》经文，“《经》十一卷”则指《公羊传》《穀梁传》所依经文。《艺文志》又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2]1715刘歆所说的“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中“传记”指的就是《左氏传》,而“口说”“末师”指的则是《公羊传》《穀梁传》等。对于《毛诗》,《汉书·艺文志》曰：“《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又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2]1708对于《毛诗》与三家《诗》的经文异同，刘向、刘歆并未说明。
由上可知，刘歆争立的古文经学主要出自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河间献王所得古文仅是辅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因为在刘歆的心目中鲁恭王孔子宅所得确实源于孔子所传，其权威性、可靠性不言而喻。而河间献王所得来自民间，其权威性、可靠性就要差一些了。
二、《春秋左氏传》:刘歆争立古文经学的核心
刘歆对于古文经学争立的核心是《春秋左氏传》。《左传》在刘歆之前就有流传，其父刘向在中秘校书中也曾见到《左传》,那么刘歆何以要把其列于学官?其《春秋》左氏学有何独特之处?《汉书·楚元王传》曰：
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2]1967
这是说古文《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在中秘校书中发现的。从刘向对于《春秋左传》的引用，可以知道刘向当时已经见到《左传》。不过刘歆的贡献不在于发现古文《春秋左传》,而在于其对《左传》作了新的理解。
在刘歆之前，学者仅从训诂的角度来看待《左传》,即仅注重《左传》中的古字古言，并未用以解释《春秋》。而刘歆的贡献则在于“引传文以解经”,即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新的“大义”3,从而“章句义理备焉”。应该说，“章句”之学并非刘歆的发明。在刘歆之前，《春秋》《尚书》《周易》等经已经有之。如《汉书·艺文志》曰“《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2]1704-1713,施、孟、梁丘《章句》是对施、孟、梁丘三家《易》的解释，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对今文《尚书》的解释，《公羊章句》是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穀梁章句》则是对《春秋穀梁传》的解释。“章句”是当时解释经学的一种体例，其特点是把经文分成若干章，然后加以解释。其好处是对经文的细节能够更好地把握，其缺点则是容易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因此夏侯建对于《尚书》“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遭到夏侯胜的非议，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2]3159杨终亦云：“章句之徒，破坏大体。”[5]1599正因为“章句”之学难以反映经的大义，所以古文经学常常对于“章句”不太重视，如费氏《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2]3602、扬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2]3514、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5]955。但“章句”与“大义”并非彼此对立，水火不容，如郑兴“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5]1217。上面说到“章句义理备焉”也应该如此理解，“章句”是说刘歆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按照“章句”之学的方式理解《左传》,“义理”则是指其以“引传文以解经”。
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故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因此，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云：“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2]1970所谓“口说”“末师”指的就是《公羊传》《穀梁传》等，“传记”“往古”指的就是《左传》。对于此点，《汉书·艺文志》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2]1715
《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因此，此段关于《春秋》流传的说法也代表了刘歆本人的思想。与传统的“孔子作《春秋》”说不同，刘歆认为《春秋》乃孔子与左丘明合作而成，这显然是为了突出左丘明在孔子制作《春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书中含有褒贬之辞，因此孔子不敢笔之于书而口授弟子，于是弟子所闻不同而产生异言。在这种情况下，左丘明害怕孔子弟子各自根据己意而阐发《春秋》之意，于是根据孔子《春秋》所据本事而作传，以说明孔子并非空言而说《春秋》。正因为左丘明参与了孔子制作《春秋》的过程，所以其才有资格作“传”以维护孔子作《春秋》的本义。在刘歆看来，《春秋》贬损涉及当时当政者，因此，为了免除祸患隐而不宣，通过《左传》而把其事实显现出来。而《公羊传》《穀梁传》等都是后世口说流传的结果，与《左传》相比，其显然悖离了孔子所要表达的《春秋》之意。
后世怀疑《左传》乃刘歆伪造，认为《左氏春秋》并非传《春秋》之书，其经过刘歆改造方成为解释《春秋》的《春秋左氏传》。刘歆所争立的古文经学以《春秋左传》为核心，因此，后世学者最先对《春秋左传》提出质疑。唐代啖助、赵匡认为《左传》并非左丘明自己所作，而是后人根据春秋各国史书相关材料，附于《春秋》经文之下而编成的一部解释《春秋》的书，如啖助曰：“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6]3赵匡曰：“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缪实繁。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邱明为其人。”[6]8后来宋代叶适、罗壁、叶梦得以及明代郝敬等人也对《左传》提出了质疑，大都从《左传》并非解释《春秋》的角度对其进行批评[7]20-22。到了清代，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对此问题作了系统性的批评。刘逢禄认为，《左氏春秋》就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是司马迁所根据的旧名，而《春秋左氏传》则是刘歆改《左氏》以传《春秋》而来的名称，其曰：“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7]46在此种思想指导下，刘逢禄对《左传》的传文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春秋左氏传》乃刘歆伪作。
对于刘歆古文经学系统整体批评的有廖平和康有为。廖平著有《辟刘篇》(后易名为《古学考》),认为古学乃刘歆所立，在其之前并无此说，“实古学之所以立者，全在今《周礼》羼改数条，歆以前实无此等议论”[8]74。廖平还认为，刘歆移让博士所尊《春秋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皆今学，“古学始于刘氏，所尊三事，皆为今学，不过求立《左氏春秋》、佚《书》《礼》耳”[8]79。只有《周礼》出现以后，《左传》等书才牵连入于古学。从史书来看，廖平的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明确指出此三书为“古文”。康有为通过对《史记》《汉书》等相关文献的考证，认为古文经学皆刘歆伪造。在康有为看来，秦朝焚书坑儒，六经未尝亡缺，古文诸经所托之河间献王、鲁恭王之事，亦是子虚乌有，因此，古文诸经皆刘歆伪造。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古文经学，得益于其中秘校书之便，故能遍伪《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周礼》《春秋左传》等古文经书。康有为云：“或曰：歆伪《书》《礼》《礼记》《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毛诗》《费氏易》亦古文，凡后世号称为经者，皆歆伪经变乱先圣之典文，或易后儒之耳目，其罪固不胜诛矣。歆所伪为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汉》所号为古文者，举皆歆所窜附乎?应之曰：《汉书》为歆撰，不复据；《史记》所称，如《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之类，或多窜附者也。”[9]可以看出，康有为考证刘歆古文经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史记》《汉书》等都经过刘歆的窜乱，因此，凡是所提及“古文”或与“古文”相关的材料都是刘歆窜乱的结果。这种考证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从现有史料来看，古文经学显然并非刘歆伪造，《春秋左氏传》亦非刘歆篡改《左氏春秋》而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0]509-510刘歆所说即本于此，其所说的《春秋左氏传》即是这里的《左氏春秋》4。不过刘歆为了论证《左氏春秋》的合法性，把《春秋》说成孔子与左丘明合撰。此外，在刘歆之前，《春秋左传》就有一条明晰的传承谱系。《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徵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2]3620
刘歆《左氏》学来自尹咸、翟方进。尹咸曾参与刘向校书，不过所校乃术数部分。后来还与刘歆共校经传，“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2]1967,这里的“共校经传”应该主要是《左传》。尹咸的《左氏》学来自其父尹更始，更始来自张禹，张禹来自贯公，贯公则来自贾谊，贯公还曾为河间献王《左氏》博士，刘歆的《左氏》学就师承上说来自河间献王博士贯公。而其争立《春秋左传》的依据则是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文。除此之外，刘歆的《左氏》学可能受到其父刘向的影响[11]356。桓谭曰：“刘子政(向)、子骏(歆),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12]可以看出，刘向虽持《穀梁》义，但对于《左传》亦很重视[13]。
三、“引传文以解经”:刘歆《春秋》左氏学的贡献
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也就是说，“自刘歆开始，才模仿《公羊》《穀梁》两家的做法，‘引传文以解经’,使《左氏》学具有了时人公认的《春秋》学形态，创建了一套《左氏》学的‘章句义理’”[11]357。至于刘歆如何创建《左传》“章句义理”,由于其书已佚，我们无从得知。《汉书·五行志》和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保存了部分佚文，从而为我们了解刘歆的《左传》“章句义理”提供了部分资料。
在《春秋左传正义》保存的佚文中，刘歆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经文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如《宣公十五年》:“冬，蝝生。”杜预注曰：“蝝，……刘歆云：蚍蜉子也。”[14]766《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杜预注曰：“宝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孔颖达疏曰：“自刘歆以来，说《左氏》者皆以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鲁公也。”[14]1808可知“宝玉，夏后氏之璜”等解释出自刘歆。另一类则是对《左传》义例的阐发。如《隐公元年》传曰：“不书即位，摄也。”孔颖达疏曰：“刘、贾、颍为传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14]55这是刘歆对《左传》“不书”义例的阐发：如果恩惠深厚不可忍受，则言“不称”;如果恩惠浅薄可以忍受，则言“不书”。《文公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孔颖达疏皆曰：“刘、贾、许、颍以为君恶及国朝，则称国以弑君；君恶及国人，则称人以弑。”[14]659-699这是对“称国以弑”和“称人以弑”义例的解释：如果恶及国家朝廷，则“称国以弑”;如果恶及国人，则“称人以弑”。对于刘歆《左氏传》义例的来源，日本学者鎌田正认为，刘歆有的借取了《公羊传》《穀梁传》的义例，有的则是其自己建立的独特义例[15]。对于前者，杜预《春秋释例》已经指出，如《庄公三十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孔颖达疏曰：“《释例》曰：刘、贾依二传，以为‘鄣，纪之遗邑’。”[14]337所谓“二传”,就是指《公羊传》《穀梁传》。此“鄣，纪之遗邑”出自《穀梁传·庄公三十年》。《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孔颖达疏曰：“贾逵以二传为说，诸书用者，不宜用也。《释例》曰：‘……刘、贾以为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礼者也。’”[14]909这里的“诸言用，皆不宜用”即取自《公羊传》《穀梁传》,二传《庄公二十四年》《僖公八年》《成公十七年》以及《穀梁传·哀公元年》皆言“用者不宜用(者)也”。对于后者，如《隐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孔颖达疏曰：“刘、贾以遇者用冬遇之礼，故杜难之。《释例》曰：遇者，仓卒简仪，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礼》‘诸侯冬见天子曰遇’,刘氏因此名以说《春秋》,自与传违。”[14]97可以看出，刘歆在创建《左氏传》义例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周礼》的影响。
在《汉书·五行志》中也能看到刘歆对于《左氏传》章句义理的发明，如“厘(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过宋都。’《左氏传》曰‘风也’。刘歆以为风发于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则退。经以见者为文，故记退蜚；传以实应著，言风，常风之罚也。象宋襄公区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马子鱼之谏，而与强楚争盟，后六年为楚所执，应六鶂之数云”[2]1442-1443。刘歆在这里区别经、传不同，认为经文从看见者的角度叙述，故记录“退蜚”,而传文则以实际情况来说明，故言“风”,最后还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予以说明。又如“《左氏传》曰：‘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刘歆以为昼象中国，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见之星皆不见，象中国微也。‘星陨如雨’,如，而也，星陨而且雨，故曰‘与雨偕也’,明雨与星陨，两变相成也”[2]1509,传文出于《庄公七年》,刘歆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对“夜明”作了解释。此外，还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解释“如”字。又如“《左氏传》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刘歆以为北斗有环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纲纪星也。宋、齐、晋，天子方伯，中国纲纪。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齐人弑懿公；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2]1512,传文出于《文公十四年》,刘歆对经文“有星孛入于北斗”和传文“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都作了自己的解释。刘歆的解释除了文字训诂外，还涉及现实政治，这与《公羊传》《穀梁传》的解释皆不相同。《公羊传》主要从“记异”的角度予以解释，如其解释“六鶂退蜚”时说：“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16]274解释“恒星不见”时说：“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16]154解释“有星孛北斗”时说：“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书?记异也。”[16]355《穀梁传》则着重就事论事而不牵连现实政治，如其解释“六鶂退蜚”时说：“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17]156解释“恒星不见”时说：“恒星者，经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不见者，可以见也。夜中，星陨如雨。其陨也如雨，是夜中与?”[17]83解释“有星孛北斗”时说：“孛之为言，犹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环域也。”[17]206-207不难看出，刘歆对于“北斗”的解释受到《穀梁传》的影响。
刘歆的左氏学还体现在其引用《左传》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论述三统历的时候，刘歆就征引了很多《左传》材料，如《汉书·律历志上》曰：
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子不能班朔，鲁历不正，以闰余一之岁为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而司历以为在建戌，史书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闰月不告朔，至此百有余年，莫能正历数。故子贡欲去其饩羊，孔子爱其礼，而著其法于《春秋》。经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元典历始曰元。传曰：“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又曰：“元，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故曰元。[2]980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春秋》经文曰：“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公羊传》《穀梁传》皆无传，唯《左传》解释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闰失矣。”[14]1210-1228从后面“辰在申”来看，刘歆所说本自《左传》。对于《左传》为何把经文“十二月”改为“十一月”,刘歆作了解释：“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岁。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鲁史书：‘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传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言时实行以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于天也。”[2]1020这是说，《春秋》经文记载的“十二月”是错误的，从其时间实际情况来看应是“十一月”。“经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14]240-241刘歆引用此文用以说明“告朔”。“元，善之长也”出自《左传·昭公十二年》“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14]1498,“元，体之长也”则出自《左传·襄公九年》“‘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14]998。除此之外，刘歆的《世经》、灾异说、分野说等思想也受到《左传》的影响。
四、“天人之道”:刘歆对于《春秋》的总体看法
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他的左氏学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汉书·律历志上》曰：
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目(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2]979-980
这从历法的角度来看《春秋》,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时令历法的著作，所谓“列人事而目(因)以天时”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后面引用《左传》和《周易》作以说明。“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之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和“治历明时”分别出自《周易》革卦《彖传》和《象传》。因此，刘歆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2]981这也就是说，《春秋》和《周易》一样，都反映了“天人之道”。
对《春秋》的性质，在刘歆之前，大多认为是关于“人道”的著作。《春秋》本来是史书的一种著述体裁，特征是“记事”,如郭店楚简曰：“《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18]160《慎子》曰：“《春秋》,往事也。”[19]又因为《春秋》含有孔子的褒贬之义，《春秋》又被看作关乎政治的著作，如《庄子·天下》曰“《春秋》以道名分”[20]、董仲舒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21]、司马迁曰“《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0]3297。无论如何，《春秋》都与“人道”相关。董仲舒虽然根据《春秋》建立了以“天”为本体的哲学，但其对于《春秋》的看法，也是从人道方面讲的。刘歆则认为《春秋》不仅关乎“人道”,而且涉及“天道”,是一部“天人之道”的著作，这显然是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周易》分为上下二经，上经自乾至离三十卦象征天道，下经自咸至未济三十四卦象征人道，这种思想在《易传》中就已有反映，如《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22]646这里的天、地即乾、坤二卦，然后推出屯、蒙等二十八卦。《序卦传》又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22]647这是由天道推出人道。人道之始，本于夫妇，此即咸卦。然后推出恒、遁等三十三卦。《大象传》也是先解卦象，然后引出人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2]8、“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2]27,等等。这都说明《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郭店楚简亦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18]160刘歆在论述《春秋》为“天人之道”的时候，正是和《周易》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以《周易》为根据的。因此，刘歆说：“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2]13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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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6.
[22]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注释】
1关于刘向的春秋学思想，可参见任蜜林：《刘向的春秋学思想新探》,《哲学动态》2021年第6期。
2对于“淹中”,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汉书》苏林注曰：“里名也。”并未指出其确切位置。《隋书·经籍志》说：“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这似乎认为“淹中”为河间献王所得古书之地。杨天宇说：“所谓‘鲁淹中’,盖即民间献书之一途；所谓‘孔氏’,盖即上所谓‘孔壁’。”(参见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王葆玹说：“淹即奄，奄中即古代奄国故地，据《括地志》佚文，古奄国在曲阜县奄里，很可能就是鲁恭王修宫室的处所。因而‘鲁淹中及孔氏’即‘鲁奄中孔氏’。”(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从史书记载来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来自民间，其来源应该并非一地，因此，还是以“淹中”为孔壁的说法较为合理。
3从“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可知，在刘歆之前，《左传》亦有“大义”,不过刘歆对这种“大义”不太满意，提出了质问。
4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以及其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可参见张以仁：《春秋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71-97页。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