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强:儒家法哲学的正统和异端——孔子、孟子与荀子之间的传承与背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22-07-30 21: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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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强  
当然,以内显作为德行修为的具体方法,孔孟的观点是一致的。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必须从内开显,外求无益,扩充仁义礼智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反身而诚”,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就能知天、事天、修身立命,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信既是“道”在人心的显现,也是心性在不同情境中的体验。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夫义,路也,礼,门也”(《孟子·万章下》)。比如,“事亲”为仁,“从兄”为义,懂得节制为礼,明白道理并能做到为智,从节制中获得愉悦为乐(《孟子·离娄上》)。因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德行修为的方法就是通过开显“赤子之心”体天悟道。当然,不独圣人,这也是平常人提升德行的必由之路,只不过“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在升华人生的道路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这是上天养育人类的目的。

   与孔孟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世俗生活充满了私欲和邪性,“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荀子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把人看作是追逐物欲的自然产物,人的内心并无天然本具的善德,内在开显是一条虚无的道路,不但无法让人成圣贤,反而会造就一批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因此,人生境界仰仗于以礼从外约束,达到修养心性的目的。无论圣人还是常人,完善德行的道路只此一条,别无他途。

   在荀子的理论中,礼并不根于心,它不是仁心在行为上的显现,而是由圣人发现的客观真理,“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大略》)。礼通过调节和节制人们的情欲和物欲,可以“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师”(《荀子·礼论》)。从个人的角度看,无论“血气、志意、知虑、食饮、衣服、居处、动静、容貌、态度、进退、趋行”,遵循礼就会“治通、和节、雅”,违背了礼,就会“悖乱提僈、触陷生疾、夷固僻违、野”(《荀子·修身》)。可见,礼是治气养心之术,依礼方能正身安情、涵养仁爱。从国家的角度看,礼可以“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荀子·君子》)。礼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所以,“礼之于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荀子·大略》)。总之,荀子认为,礼既能通过约束个人的行为提高道德修养,也能为家国规制人伦次序,因此,“由礼入圣”,“以礼治国”是个人修为和治国方法的核心。

   荀子指出,仁、义、乐都是礼的体现。仁要表现“亲亲、故故、庸庸、劳劳”的等级差别,义要体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的伦理,乐要把和谐的秩序表达出来。行为节制是礼,根据人伦爱人是仁,行事合理是义,快乐而不混乱、和谐有序是乐。仁、义、乐都要合乎礼,故“仁、义、礼、乐,其致一也”(《荀子·大略》)【21】。一个人以礼行仁、义、乐,就有了“智”,将这些关系都融会贯通,就“得道”了。当然,在荀子看来,士人以上以礼乐节制行为可以成圣,“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对屡教不改的作奸犯科之徒要用刑罚来惩处,“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荀子·正论》)。那么,仁义礼乐和法度、刑罚之间是什么关系?荀子说,“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礼者,法之大分”(《荀子·劝学》)。法度和刑罚都是礼义的延伸,法制的繁简、赏罚的轻重均应“明礼义而壹之”(《荀子·富国》)。只有符合礼义的法度,才是“义法”(《荀子·王霸》)。根据礼义,“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荀子·正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荀子·致仕》)可见,刑罚的运用、赏罚的平衡均要一准于礼。在荀子的言论中,礼法常常不分开,对于道德水准平平的众庶百姓来说,礼义扩及其身,就显现为法律和刑罚对其行为的约束,依法而行,他们也有可能达到士人甚至君子的境界。因此,礼既适用于君子,也适用于常人,只要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人人便能理性处世,最终成为掌握真理的圣人。

   显然,荀子认为,仁义礼乐不是天生的,人性恶才是人类的真实写照,只有通过礼法的外在约束,人们才能完成从行为到内心的拯救,实现理性的人生,构建有序和谐的社会。荀子否认孔孟通过内省回归圣人境界的开显方法,其“从外到内”的约束手段与孔孟的“从内到外”的开显方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孔孟的视角来看,荀子的礼法只能培养出行为规矩的庸人,与德性的提升毫不相关,完全偏离了通过内省回归天德的正途,是对人们修养心性的断路之举,属于旁门左道。可见,开显还是约束令孔孟与荀子在德行修为方法上彻底分道扬镳了。

   五、背离与趋同

   无论孔孟还是荀子,对人类的存在都给出了自以为合理的解释,设计了超越人生局限使生命得以升华的具体方法,最后,他们将目光落到了如何在法哲学体系中建构合理的社会制度。

   孔子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道,此道“一以贯之”于本体和现象(《论语·里仁》)。道虽贯穿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但个体承受的禀赋有异,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学之”,有“困而不学”(《论语·季氏》)。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知天悟道,传承道统,正其身,然后正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修德得道便是圣人,在孔子的理想中,圣人若有机缘成为君主就是仁君,可以实现仁政,君臣以礼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同时,孔子指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凡不走正道钻研异端邪说者,都是祸害【22】。“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心仪的社会制度是由圣王或仁君治理的人治模式,倡导一元主义文化观,只有符合儒家天道观的法哲学才是正统,禁止一切怪力乱神和异端邪说。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治思路,他说,每个人的天赋不同,每一个社会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君主治国,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实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税赋,不扰民,百姓就能精耕细作,闲暇讲求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社会上尊敬长者,这样的国君可说是“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与孔子相比,孟子更加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主张被称为“民贵君轻论”或者民本主义。孟子以民本限制君权,他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主不是臣民的绝对主宰者,“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如果君主是残暴的独夫,视罪责轻重,可效仿“汤放桀”,“武王伐纣”或“诛一夫纣”(《孟子·梁惠王下》)。当然,流放君主者,应当像尹伊一样,待君主悔过后,再恢复他的王位,“无尹伊之志,则篡矣”(《孟子·尽心上》)。若君主有大过错,贵戚之卿可以劝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废弃君主,改立新君;对于异性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23】。当然,民本主义和尊重个体权利的民主思想有明显的区别,民本仅仅是抽象的理念,缺乏对君权的制度性制约,孟子最终将国家的兴盛和安危系于君主一身,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可见,归根结底,孟子是君主统治的维护者。

   荀子认为,礼义是客观真理在人间秩序的体现,以礼义划分等级、分配位阶是治理社会最基本的准则。“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荀子·王制》)。等级次序和官职大小要根据德行的高低确定和授予,“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荀子·儒效》)。由谁主持分配呢?君主。他说:“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因此,侍奉君主要顺从、恭敬、忠诚,“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当然,荀子认可的君主是仁君,他反对臣子对暴君的愚忠,对待暴君要“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对怙顽不悛的暴君,如果感化和关怀无法奏效,可以“从道不从君”,对于暴君独夫皆可诛杀,“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荀子·臣道》)。当然,只有像汤、武一样懂得“权险之平”的圣王,才有资格诛杀暴君,否则,会造成社会动荡。

   荀子和孔孟在治理模式上都选择了人治,孔孟理想中的君主是能体天悟道的圣君,荀子心仪的君主是能认识客观真理的明君,但是,三人都是君主集权的支持者。在文化上,和孔孟一样,荀子也走向了一元主义。荀子认为,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对那些偏离正道、好辩惑众、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荀子·非相》)。对“孔子诛少正卯”,荀子津津乐道,深为赞许(《荀子·宥坐》)【24】。他还将“小人之雄杰”归纳为六类十二人,子思、孟子也在其列,他说这些人粉饰邪说,美化奸言,扰乱天下,故“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子主张以客观真理指导治国方略,规划纲纪条款,统一人们的言行,止息邪说,就能一统天下,利用万物,养育人民。可见,在心性上,荀子是正统儒家的离经叛道者,但在制度设计和文化观念上,孔孟荀三者都选择了君主集权和文化一元主义,因此,荀子在道统上是儒家的背离者,但在治世策略上他们又有趋同性。

   结语

   如果不能归入儒家,那么,荀子的法哲学是否属于别的学派?

   在论及君主治世时,荀子说:“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荀子·君道》)这些主张看起来与道家相似,但是,道家认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二章》《老子·第六十章》)【23】。君主在清净无为中应尽量避免干涉庶民的劳作和生活,使百姓自得其乐,各得其所。荀子的无为则强调以礼义规制诸侯、士大夫、官人百吏、庶人,使其各安其位,天子就可轻松理政了。可见,荀子“有为之后的无为”,与道家“得道之君”不蒙蔽于现象世界的“无为而治”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荀子强调权势和法律的重要性,他说:“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荀子·正名》)从字面上看,这段话里法家的“法、术、势”均在其中,但两者差异很大。荀子确实承认法制在治世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治国最终依赖于君子,“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因此,荀子认为,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惩罚和改造使庶人成为有道德的君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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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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