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平 庄宏韬:共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现实必要与逻辑必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22-07-29 11: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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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平   庄宏韬  

   【摘要】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不但对于后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全球生态治理中面临的困境,推动构建世界范围的生态文明,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目前,生态命运共同体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其构建也在诸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在生态领域构建命运共同体仍然存在质疑。这种质疑一方面针对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即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针对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即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否是空想。为消除这种质疑,必须对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进行论述。生态命运共同体自身的特性表明,其不但具有现实必要,而且具有逻辑必然。

  

   【关键词】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现实必要;逻辑必然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全球生态治理是构建全球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但目前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这导致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挫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对于化解当前全球生态治理困境的重要意义,为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生态命运共同体对于化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向前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生态命运共同体、论证其现实必要和逻辑必然,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生态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加强国际生态合作、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加入了有关生态问题的论述,将生态文明思想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生态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主张,“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再次指出,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在生态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上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中,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凸显了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为生态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由于生态命运共同体在化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内外各界很快对生态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给予关注并展开相关研究。首先,一批国内学者对生态命运共同体展开了一系列学理研究,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明晰、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得到进一步挖掘、其学理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其次,在学界对生态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展开研究的同时,社会各界也积极倡导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其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推动和发展。最后,在国际上,中国有关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获得广泛响应,这为生态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推广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基础。

   综合国内外各界对于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生态命运共同体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方主体为解决当前全球生态问题、实现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和制定国际生态治理的相关规则,在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出的一种责任共担、合作共治的全球生态治理模式,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资源共享、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人类发展状态。这种新的发展状态需要满足以下特征:共生性、公平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所谓共生性,就是指实现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使人类在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并且能从对自然的保护当中获益;所谓公平性,就是指各国在发展过程中要履行与之对等的生态环保义务,实现各国在生态合作上的规则共商、责任共担;所谓共享性,就是指人类在利用自然、开发自然过程中所获取的好处和发展前景由人类共享;所谓可持续性,就是指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人类应长久地维护同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在获得自然所给予的馈赠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的保护和回馈,使自然资源能够在将来继续为后代人所用,给子孙后代保留继续发展的空间。

   在打造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在打造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传统的“以环境换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给世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严重阻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被时代所淘汰的发展模式。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一定要兼顾环境保护。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才是保障人类进入新时代后实现永续发展的良策。为此,应着力解决已有的生态问题、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倡绿色消费理念,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其二,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生态合作。由于生态问题具有全球性和政治性特征,所以,解决生态问题不能仅靠一国的力量去完成,世界各国应携手同行,共谋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首先,要有效利用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环境大会等国际会议,推动国际生态合作向前发展,对于会议中提出的相关举措和规定,需要世界各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其次,健全和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机制,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相关会议向前发展,完善和修订已有的国际生态环保规则,使之更加公平公正,做到生态环保的规则共商、平台共建、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再次,各国应加强有关生态环保的经验和技术交流,在必要时,发达国家应就解决生态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最后,世界各国应加强生态环保领域的政策沟通,在有关生态环保的具体措施、法律法规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其三,在世界范围内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让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是构筑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首先,要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学术交流、科普书籍、广告牌等方式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在“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海洋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其次,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鼓励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让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再次,要构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提高人类特别是青少年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使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要开展生态文明主题实践活动,使更多的人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去,使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融入时代生活、走进人们心灵、引领社会风尚。

  

   二、共建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必要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加强全球生态治理、构建全球生态文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受到国家利益、国际争端、生态观念等的影响,上述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存在重重障碍。目前,世界生态问题层出不穷、生态治理国际参与不足、生态治理国际分歧加剧、生态治理规则尚需完善、民众环保意识依然落后等诸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给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

   其一,世界生态问题层出不穷。由于各国长期推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当前世界的生态环境总体上仍在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水资源危机、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酸雨污染、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尤其突出。上述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首先,生态问题直接对人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其次,在生态问题的影响下,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恶化,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适宜人类居住的范围不断缩小;再次,跨国的生态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国际纠纷甚至是国际冲突;最后,生态环境恶化会影响地区交通状况,危害地区农业、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并带来人口减少、贫困加剧、社会动荡、教育缺失等问题。

   其二,生态治理国际参与不足。在国际合作中,理性的国家往往倾向于“搭便车”,即不承担任何成本而消费或使用公共物品。这反映在生态问题中,便是每个国家都希望别国代替自己去承担成本,而自己却可以免费享受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生态利好。2014年9月,印度环境部长表示,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30年之内不会减少。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印度和美国的行为正是“搭便车”的典型代表,它们拒绝碳减排,却仍然享有其他国家碳减排所带来的利好。由于上述国家对全球生态治理持消极态度,导致全球生态治理参与度严重不足。如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则“集体行动的困境”会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全球生态治理的失效。

   其三,生态治理国际分歧加剧。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分歧。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出现矛盾。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全球生态治理负主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过去几百年中,发达国家才是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主体,所以,发达国家应为全球生态治理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污染物转移”表达了强烈不满。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逃避治理污染物的高昂费用,或转运污染物,或直接搬迁厂房,将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实际上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停止类似行为,并要求发达国家为解决这些生态问题提供资金援助。上述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分歧已导致数次全球生态治理会议无功而返。

   其四,生态治理规则尚需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全球生态治理在诸多领域仍处于缺失状态。目前,国际社会重点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危机等生态问题,对太空垃圾、湿地保护、酸雨污染、跨境污染物转移等问题则缺乏相应的举措。而且,即使国际社会针对部分生态问题采取了举措,这些举措也会因为缺乏相应的监督保障机制而难以落实。例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1990年标准要减排5%,但这一目标既不实际,也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决议成为空谈。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至2012年,有12个国家没有完成其承诺的减排标准。面对全球生态治理规则不完善的问题,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制度建设特别是监督机制的建设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其五,环保意识依然落后。这集中反映在跨国公司和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淡薄上。一些跨国公司为节省成本,往往任由其海外厂房排放污染物,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一些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生态教育匮乏,所以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非常淡薄,毁林烧山、过度垦伐、捕杀野生动物、乱放垃圾的现象十分常见。据一份调查显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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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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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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