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晶:传播主体与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2-07-28 08: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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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晶  

  

   议程设置理论只是提出了设置议程的一面,纵观法治传播的变迁,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者,也在不断地反映中形成着议程。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和满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28]心理学家马斯洛在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优势需要”概念,即特定情形里起主导作用的需要。生存和温饱的条件达到以后,有关平等、公平、正义等发展问题就成了“优势需要”,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公众法律知识增长的同时,权利意识也在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众本身作为传播主体越来越多地介入传媒表述。从目的性转向过程性,从欣赏性转向参与性”,[25]P221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自媒体、社交媒体既为公众表达提供了便捷的平台,又激发了其主动发声的欲望,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法治议题如几起涉正当防卫的案件,都是公众在社交媒体主动曝光,引起关注形成议程,进而被广泛地传播和讨论,公众在其中即以传播者的角色起着“反映形成议程”的作用。同时,公众自下而上的立法参与、群众监督,不断地推动着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调整,改变着人们与立法、司法、执法机关之间的沟通方式,“使之从‘法律规则’的中转车间转变成‘法律意识’的公共领域,从‘专业人士的剧场’转变成‘易于民众参与的广场’。”[26]这些变化和发展的事实又会不断地进入政府和大众媒体的视野,进而被纳入传播的议程,成为回应性传播。在理论和逻辑层面,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即传播的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生活和实践层面则是相对的,比如,人们对立法公开、听证公开、司法公开、文书公开等的需求和呼声就不断“活化”着传播者对相关议程的传播,对热点案件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着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的以案释法、以案说法。

  

   蒋晓伟教授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一文中论证到:“中国的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和国际实际情况而大力推动建设的,”[29]作为法治国家建设连接和黏合剂的法治传播无疑也一直是在国家政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主体形式是制度化传播,“因为制度化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主要方式,是由决策者推动、规划和塑造的,并且在制度化过程中发挥决策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有着深厚的观念基础和强大的制度结构支撑。”[30]所以,作为主要以制度化形式进行的法治国家建设内在要素之一的法治传播总体上也是由国家和政府推动的,其主要表现即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主动设置传播议程。同时,人民主动参与立法、确认权利、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也不断地被表达和反映。国家设置议程,公众反映形成议程,二者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与互动中控制、协调着法治传播的演进,影响着中国的法治进程。

  

   (二)官方话语、媒体框架与公共舆论的整合叙事

  

   从行为方式来看,传播即表述,表述即叙事。叙事学理论认为,叙事就是“建构一种景观”[31]P79,即对环境的再构成或“实在”的想象。话语、框架、结构等是叙事的基本范畴。就这一角度而言,法治传播实践即是对社会法治环境与法治建构的叙事。在法律体系亟待完善的大立法时期,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和引导公众遵守法律规则、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是实现法律对个体规训的基本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法治传播话语有利于确立法律的权威。随着普法的持续推进,作为法治建设核心的公平正义则被进一步强调。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32]P553-554公平正义、人民福祉作为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的目的和标准,本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目的和标准,自然被纳入了法治传播的官方话语体系,也是政法机构作为传播主体进行法治传播的合法性所在。无论是传播法律知识还是进行法治宣传,如对司法体制改革、扫黑除恶和政法队伍教育活动的宣传等,其背后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整体推进。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封闭的系统都无法通过从外部汲取能量和组织来发展自己,官方话语和制度化的法治传播必须通过系统的开放从环境中汲取能量和组织来进行更新。因此,中国的法治传播虽然是由官方话语主导,但是,“法治秩序的形成并非国家的单向度作用”[33],法治叙事也不可能仅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和推进。大众媒体作为连接官方话语与大众表达的中介,在法治传播中通过事实的选择、取舍、加工、组合等形成特定的媒体框架,⑧讲述法治故事,对社会现实和法治环境进行意义生产,引导社会的法治价值追求。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媒体法治报道的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制、道德、秩序、规则、权利、义务、权力、利益、律师等组成了媒体法治传播的显在或潜在的关键词,而且,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如20世纪80年代,法制、道德是明显的高频词,90年代则是秩序、规则等,进入21世纪,权利、义务、权力、利益、律师等又开始频繁出现。大众媒体以其巨大的传播力和长期积累起来的公信力成了推动立法、司法、执法更加规范和公平公正的重要力量,在法治传播和中国法治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杜威所言,“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⑨大众媒体亦是法治进程的重要工具,它在法治传播中以特定的媒体框架提供了关于法治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与官方话语相互支撑、印证与制衡,构成了法治传播叙事的重要范畴。

  

   无论官方话语还是媒体框架,其法治传播的效果都离不开受众的参与,因为只有人人参与的法治,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才能化为日常的行为方式,形成法治文化,进而逐步实现全社会的法治化。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普及与便捷,信息传播已逐渐变得普遍化、实时化,法治传播的叙事,开始从长期以来依赖官方话语与媒体框架的时代进入了公众自媒体也广泛加入进来的多元主体叙事时代。“不同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环境。”[27]P117公众自媒体尽管不具备官方话语的权威和大众媒体的公信力,但其个性化、生活化、社交化的表达使其传播的范围可能更广,从而形成公共舆论,更能影响法治的社会基础和法治文化的形成。“一个社会的传播结构无可非议地包含了集体性的信仰暗示和价值观念。”[25]P250这种集体性的信仰暗示和价值观念是公共舆论产生的社会性土壤,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传统中国社会,乡规民俗的作用大于法律,礼制文化的影响深远。而现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化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养成。因此,公众自媒体参与法治传播叙事并与官方话语和媒体传播有效互动,一方面可以对后二者产生影响使公众舆论容易引起官方和媒体的关注,进而纳入法治传播的框架;另一方面,可以给公众带来行为示范效用,引发公众的模仿,引导社会行为自觉地向法治的方向聚拢,并逐渐成为集体性的价值观念,夯实法治文化体系构建的大众基础。近年来,许多政法新媒体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法治传播便是与公众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动连接。

  

   (三)法律被知晓进而法治被认同的渐进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并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1982年宪法即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需要制定法律,再到“有法必依”则需要法律被传播、被知晓。按照传播效果理论的三个层面的划分,外部信息会首先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广泛持续地传播法律知识,让人们知晓法律、了解法律是守法的前提。因此,“一五”“二五”普法均以普及宪法、法律知识为主。此时,关于“人治”“法治”的讨论还存在分歧,“法治”还没有得到认可。但随着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一些法律学者持续不断地理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先后被写入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逐步走过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转型之路,这一过程是法学界对“法治”探索的过程,是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规则主义再到法律权利主义的过程。其中,长期的对法律的传播已产生了明显的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人们对法律知识、法律制度的了解程度明显提升。但从认知到行动、从知法到守法,还有一段路要走,即心理和态度层面的认可与认同,也是社会法治意识、法治观念逐渐产生并逐渐被认同的过程。法治的真谛,在于全体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忠实践行。而法治传播的要义,则在于法律被知晓进而法治被认同。此时的法治传播就要从传播“法制”渐进到传播“法治”,从影响人的认知到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陈卫星教授在《传播的观念》里提到,“传播行为就是以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25]P66从传播效果的层次逻辑来看,只有达成理解和认同,即大众对法治的认可与认同,才能更好地实现尊法与守法,达到第三个层次即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因此,中国40余年来的法治传播走过的道路,从传播主体及其对其它传播要素选择的变迁到传播模式的更迭,最终会合成了一条法律被知晓进而法治被认同的渐进之路。

  

   据《202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记载,人们对“法治”的认同比例由2013年的20.1%提升至2019年的30.7%。2013年,社会精英群体更认可“法治”,2019年整体认可度提高。同时,蓝皮书还指出,不同群体间对法治的认同仍有一定的差距,这与不同群体间的认知差异、社会关系差异等因素均有一定的关系。这既说明了长期以来法治传播的综合效果,也提醒着法治价值理念的宣导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较低的群体中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以免其在法治传播生态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因为,“法治社会建设,最终成果体现在全民法治观念的增强,懂法守法成为日常生活习惯”[34]。而法治传播的向心力结构是法治建设的有效机制,其最终效果就在于如何在认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和法治认同、使依法守法成为日常的自觉行为,并以此把握作为社会认同标签的舆论环境和象征表现,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服务。

  

“从世界法治发展的模式来看,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路径不外乎就两种:‘自然演进型’模式和‘政府推进型’模式。”[35]中国的法治建设显然属于后者。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法治实践的连接与媒介的法治传播实践即是“政府推进型”模式的体现,其变迁轨迹既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对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回应与反映,并非是完全自发形成的秩序,其中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始终是一条主线。但相关内容的合法性却离不开大众的讨论,因此又有大众媒体的积极履职,更有公众的自发参与。就社会一般意识来说,只有经过一定的实践才能有观念的产生。经历过漫长的“人治”历史的中国迈入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如果没有制度化的法治传播做基础,难以有持久的影响力;如果公众没有需要,也无法强行传播任何东西;没有大众媒体的参与,法治传播的公共空间亦难以形成。所以,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传播是一个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社会行为的阐释工具,法治传播则是在传播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回应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并与之互动的实践,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亦是一个如何在公共层面上组织和参与法治传播的过程。其中,传播主体是首要的和基础性要素,传播主体的变化及其对传播客体、媒介与受众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但无论各要素如何增减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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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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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丛 20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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