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晶:传播主体与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2-07-28 08:57:28

进入专题: 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  

张晶晶  
先重点再全体,以重点促全体是普法规划的策略安排,重点则与当时社会状况和法治建设的重点问题紧密相关。如从“四五”开始,领导干部就始终是普法的重点对象,这与“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以来,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有关,是国家持续加强依法行政的体现和需要。青少年学生作为贯彻始终的普法重点对象更是法治传统传承和法治文化发展的考虑,也彰显了法治化道路的长远大计。因此,从国家普法的角度,法治传播的内容与媒介选择都与受众有关,反过来受众也会影响到内容与媒介选择,其整体变迁则是社会现实和法治建设要求的直接反映。

  

   “五年普法规划”对普法对象的规定无疑直接确定了政法机构法治传播的受众,其国家意志和政策的特点对大众媒体和社会成员也有强大的影响和一定意义上的控制,但对大众媒体而言,固有的经济属性使其在受众的选择上倾向于扩大,用“有所侧重基础上面向大众”取代普法规划的“全民基础上有所侧重”。而对于个体公众主体而言,其传播法治信息则主要指向自身社会生活延伸的受众,即人际交往的对象,自媒体时代则是社交媒体的用户。按照传播的双主体论,即信息传播者为传播主体,信息接受者也就是受众为接受主体,在法治传播中,传播主体对接受主体有一定的选择和控制,反过来,接受主体的“选择性接触”也会影响到传播主体及其对内容和媒介的选择。总之,“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与信息的关系、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更多是要求表现出人的主体性。就是要让信息传播产生积极的意义,来为一个共同的社会目的服务,这种目的可能具有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意义。”[25]P35在法治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即应让法治传播为建设法治社会服务。

  

   三、法治传播主体的变迁及选择促成法治传播模式的更迭

  

   综上所述,在法治传播实践历程中,传播主体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参与、一元核心”,不同的传播主体又对传播客体、媒介和受众有不同的选择,因而,传播主体的增加形成的主体结构及其与其它传播要素的组合又促成了法治传播模式的更迭。

  

   (一)一元主体的固定选择形成国家主导的线性传播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包括宪法在内的诸多法律纷纷出台,但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又几乎停滞,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急需用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重构社会秩序,仅靠大众在涉法行为中逐渐知晓法律、遵守法律,显然太过漫长,而且与改革开放的总要求和整体进程不相适应,必须加速进行。于是,随着1985年第一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展开,法治传播成了一项社会任务和政治任务。普法计划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规定了普法的对象、内容、方式、要求等,并且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展开,体现出以国家主导、政府推进,依靠国家权力普及法律知识、建构法律权威的特点。此时的传播主体即各级各类政法机构和大众媒体,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法律制度、法律知识,如“一五”普法的十法一条例,“二五”“三五”普法的领导干部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四五”普法的公民法律素质等等,是相对静态的。传播的媒介主要是口头宣讲、文字资料以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这些媒介的特点是单向结构、线性传播与集中式信息分发。传播的受众则是全体公民,不同的阶段又有所侧重。将这些要素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政法机构通过口头、文字、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将法律知识传播给大众的层级传播过程模式。这时的传播主体代表的是国家,大众媒体虽是大众的代表,但其国有性质使其传播一定程度上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受到行政管理机构的直接管理,整体上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公众只是接收信息、知晓信息,难以反馈信息。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线性法治传播模式。话语特征表现为法治宣传,信息权威,传播效率高,引导力强。但信源相对单一,主要来源于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公众选择性接触的空间较小,更难以作出有效的鉴别。民意容易被压抑,法意难以吸收民意,民意亦没有成为法意的基础。法治建设的公众基础、公众对法治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比较有限。

  

   (二)二元主体的平衡形成法治传播的舆论监督模式

  

   如前面所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依法治国”正式提出,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同时提到“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从治理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对大众媒体的要求。而此时媒体的繁荣也使其竞争加剧,单纯依赖国家力量和法律机构的信息来源传播法律知识已不足以支撑相关媒体的立足和受众的需求。因此,在政法机构和大众媒体二元主体的法治传播结构中,大众媒体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指向受众,指向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权和国家赋予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指向在执法、司法等领域中人民最不满意的那些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指向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如《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报道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迅速引起关注,一时间,孙志刚事件⑤成了各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焦点。既有多名知识分子致信全国人大,呼吁改革收容遣送制度和暂住证制度,又有法学博士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最后,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一个人的死、一次事件废止了一项国家法令,其直接推动力量竟是一篇新闻报道,这在中国当代法治新闻史和法治传播史上将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使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治意识空前高涨,对涉法事件予以监督的法治新闻报道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度。从“一元钱官司”到公民打假索赔,从重庆“钉子户”到聂树斌案,大众媒体主体以对涉法事件和民意的关注体现出与公权力的微妙博弈,与政法机构的普法保持着法治传播的平衡,并以此形成了法治传播的舆论监督模式。人们开始从被动性地接受普法向主动性地寻求法律保护、法律救济转变,如“躲猫猫事件”报道促使看守所“侦押分离”“拆迁户自焚事件”报道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出台、新华社记者跟踪多年报道呼格吉勒图案推动了该案的再审等,都是媒体舆论监督促进公民依法维权或推动相关部门公正处理问题的,显示了法治舆论监督的力量。

  

   (三)多元参与的交叉叠加形成多元主体间性传播

  

   技术赋能下自媒体的普及使个体公众有了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那种长期被压抑、被替代、被代表的公共意见得以表达,而且表达意愿强烈,人们在作为受众了解和接受法治信息的同时,也可作为传播者传播信息。法律机构也增加了自媒体传播方式。于是,公众、大众媒体、政法机构等多元主体互为传受双方,相互交叉影响。通常是一个传播主体发出信息,其它主体跟进或者转发,尤其是热点涉法信息,比较多的是公众通过自媒体或社交媒体首先发出,然后大众媒体跟进,进而信息叠加,交相传播,最后政法机构澄清事实或者做出回应,传播过程这才告一段落。当然如果回应不被认同,或遭受疑义,还可能引发新一轮舆情。多元主体的参与带来传播客体、媒介以及受众选择的多元,其中又有交叉重叠、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生态下多元主体间性的法治传播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技术支撑下的移动化、社交化和场景化传播使其构成了一个关于法治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其中,大众媒体以集中式信息分发的方式连接着公众和政法机构,公众通过社交媒体自主传播涉法信息,政法机构以信息公开回应公众和媒体的关切,释理说法。这里既有自上而下的法治信息传递,又有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还有公众之间的对话交流。既有层级传播也有平级传播。对公众而言,既知晓了法律,也得以表达了民意,还可以参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同时“实现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使法律社会化,社会法律化,让现代法律推理逻辑成为社会生活逻辑的理性基础。”[26]但法律机构的制度约束、大众媒体的价值倡导与公众传播的无边界,也会带来法治传播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不同的传播主体会受到不同群体的压力,有不同的传播偏向,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群体同质也容易出现群体极化,形成两个甚至多个舆论场,进而引发法治舆论的撕裂。

  

   从国家主导的线性传播到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再到多元主体间性传播,法治传播主体的变迁及其对其它传播要素的多样化选择,促成了法治传播过程模式的更迭。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技术的直接驱动,“不同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环境。技术通过与人的生活世界的不同结合方式,展示了独特的非中立性的形式。”[27]P117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传播主体的多元和传播要素的变迁,技术又与各传播要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构成了法治传播的景观。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社会观念尤其是法治观念变化的现实环境对法治传播的影响,即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需求促使着以法律机构为主的社会各领域与公众在法治传播中的角色与行动的变化。因此,法治传播模式的更迭也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体现。

  

   四、传播主体的控制与法治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一般理解为受众接受信息后,在情感、思想、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既包含具体传播行为的具体效果,也包含传播过程的综合的、宏观的影响。⑥传播主体的演变及其对其它传播要素的选择形成的控制最终都会在传播效果上有所体现。

  

   (一)国家设置议程与公众反映形成议程的互动控制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1972年发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⑦该理论指出:大众媒介可能不能决定你“怎么想”,但能决定你“想什么”。其提出背景虽然是大众传播,但它使传播的控制问题进一步引起重视。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这句话为法治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有的地方开始成立专门的普法机构,举办法制报告会、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从1985年开始的“一五普法”到2020年收官的“七五普法”,普法作为一项制度延续下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实施和法治传播的重要机制。而且从“一五”“普及法律常识”到“七五”“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始终从政策层面以设置议程的方式指导着法治传播实践的发展和与时俱进。期间,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定,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需要法治保障,于是,《法治日报》等法治类机关报被赋予了“市场经济的法律顾问”功能。同时,从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舆论监督”到十五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由国家主办的大众媒体又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法治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责。从当年朱镕基总理为中央电视台王牌栏目之一《焦点访谈》的题词中提到的“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可以看出,政府和媒体共同设置着舆论监督的议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以后,各级法律机构纷纷推出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线上线下互相补充配合进行普法和法治传播。所以,40余年的法治传播进程,国家、政府和大众媒体作为主要传播主体,始终在根据改革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要为法治传播设置着议程,并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567.html
文章来源:政法论丛 2021, (6)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