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政府

————答央视记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83 次 更新时间:2003-08-26 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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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  

  

  政府不该做的做了

  

  一个现代型政府奉行政经分开、官退民进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搞好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国防与治安,一般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官员必须从市场经济中退出,减少管制,限制公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实行广泛的公民自治,让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角。

  而在我国,常常是政府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没做,或者没做好。政府把大量的时间、金钱用在了国有企业、新项目、新工程上,成天忙于上马项目、扭亏增盈、引进外资、提高产品质量等,而对其份内的事却没有做好,也没有精力和财政能力做好——科研投入严重不足,义务教育成为画饼,文化和精神文明类于沙漠,卫生医疗令多数农民和许多工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覆盖面小,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触目惊心┉┉。

  许多官员为政的习惯性做法是,揽权,施威,掠夺;插手经济活动,动辄行政管制。一些人成天忙于开会、审批、发文件、发证、罚款、抓人,以至于各级政府都养了一大帮人专门妨碍别人合法做事,处心积虑进行掠夺,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工作。

  凡此种种管制和政府功能的错位,导致社会问题丛生,阻碍经济发展,耗费国民财富,形成官僚庇护网、权力网。

  管制带来问题,问题的解决似乎更需要管制,由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还有学者为之帮腔,寻找理论根据,说什么中国是“软政权”,权威性不够,应当加强控制。殊不知,软政权正是行政性集权、管制所造成的,上面带头违法,下面当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了;政府以文件治国,老百姓就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威性岂能不软?所以,软政权与人治、集权相伴生,而硬政权与法治、民主相关联。

  政经不分、对经济的无端管制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的泛滥。政府抓企业和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手中掌握着配额、指标、盘子,以及政府直接办“三产”,掌握着企业的厂长经理任免权、项目审批权等,致使政府机构恶性膨胀。企业为与政府设置对应的机关,其后勤机构也膨胀起来。于是,整个社会办事效率低下,官老爷作风盛行,腐败猖獗,浮夸成风。一些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和经济“成就”,急功近利,不顾成本,劳民伤财,任期满后留下一堆无用工程,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地方财政亏空严重。

  政府的错位还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经理成天围着政府转,到政府那里“烧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经营管理?如一家工厂开办技术开发公司盖了391个公章,一个工厂的基建项目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一个工程完工时盖了上千个图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而且,由于政企不分,未落实法人财产权,无责任主体,因此国有企业无人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这又进一步促使大量的亏损项目、重复建设不断问世。

  根据各种资料估计,目前我国一年国有资产流失4千亿元以上。仅八五期间,国有投资4.3亿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国有资产的总和才有不到4亿元。平均每年损失4千亿,考虑到折旧等因素,八五时,每年国有资产流失也在3千亿左右。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但到2002年又新增1.7万亿,平均每年新增4千亿以上。由于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国有企业或以国有股份为主的企业也亏损严重,如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猴王股份亏损35亿元,郑百文亏损15亿,拖欠银行25亿,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

  从上可见,由于政府直接办企业,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惊人的流失。“国有”几成“国无”。

  从历史上看,晚清政经不分,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最终被列强所打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曾一度是国有企业为主,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开始了私有化运动,于是有了日本的富强。历史上,西班牙殖民者搞政府垄断贸易,最终竞争不过英国殖民者的贸易自由化。西方在20世纪也多次开展“放松管制”的运动,所以,有了二战后的经济成就。中国若不叶公好龙,真想实现现代化,如今也到了该放松管制、搞私有化的时候了。

  

  政府该做的没做

  

  一个现代型政府莫不重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莫不以科教文卫为施政的优先。但在我国,目前科研总经费只及西方一个跨国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全国大中小学教育经费之和仅相对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经费;而且,我国科研开发经费、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之所以如此,与政企不分的体制很有关系。由于企业的效益不好,我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低,仅为11%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47.6%,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1.7%。这么少的财政支出,还要解决企业的停产、无资金等各种困难,不象发达国家的政府不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以,我们无资金用在科教事业上。即使是专家教授走上领导岗位,也身不由己地天天抓恢复生产、扭亏等工作,大量的资金只得扔进亏损企业的烂窟窿。因为恢复企业的生产关系到地方上的财政收入,是地方上的“命根子”,也是上级政府衡量地方领导人“政绩”的尺度之一。所以相比而言,难以短期见到效益的科教就显得可有可无了,必然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遇到困难就不要”了。

  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也应是政府施政的重点,国家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可是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国家为了甩财政包袱,搞起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医院成为赚钱的机构,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业垄断,于是,药费奇高,治疗费惊人,以药养医,以医谋财,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医院“有病无钱莫进来”,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门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救死扶伤”的天职忘在了脑后。每年估计有数百万的农民、工人无钱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26%,而中国仅为0.62%。从1990到2000年,中国的医疗费用增加了10倍,可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85%下降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从1993年的73%下降为1998年的56%。至今,全国还有76%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政府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一些地方领导只重GDP、“政绩”,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害子孙、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致使全国环境问题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严重污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占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很可能会在几十年中破坏殆尽。

  在法治建设方面,政府更应当殚精竭虑。现在,农民权益、劳工权益的保护亟待改善。农民动辄被乡镇官员罚款、罚跪、关黑屋,被拘押、劳教,农民的声音无人听,有理无处伸,农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国每年煤矿死亡的人数占世界的一大半,美国每亿吨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国700人。在黑煤中,我分明看到了累累白骨!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可见,政府不是没有事情可做。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家,政府应当全力以赴抓科教文卫、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等工作,而不应当越俎代庖,去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甚至对于宏观的经济活动也要尽量减少干预,如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是独立于政府的,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也要经过同级议会的批准。而类似于中国的政经不分、过分的集权和行政性管制必然导致政府的短期行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惊人,贪污腐败盛行,科教无人问津,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等弊端。如果不纠正政府施政的错位,即使有再崇高的目标,再宏伟的蓝图,也不可能实现,相反,只能导致贻害四方的劣治、劣政,而不可能属于善治、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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