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5月27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得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还有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术基础是考古学，中国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并取得目前的成就，缘于其研究扎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中，揭示了创造中华文明起源的先民们与这片土地真实的互动。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这片土地的地理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文明的起源基本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大型河流为农业的稳定提供基础，二是生活环境周边有天然屏障为文明的存续提供保障。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依托两河流域，在伊朗高原、安那托利亚高原和波斯湾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埃及依托尼罗河三角洲，在沙漠、地中海和红海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印度依托印度河流域，在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的包围下发展起来。而古代中国的文明尺度，却不是一两条河流的流域和一块拥有天然屏障的地理空间可以概括的：
中华文明诞生的舞台空间广阔、地形多元，以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以及雨林、大海为天然屏障，内部拥有高原、盆地、平原、丘陵、山地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划分出各具特色的地理单元。中华文明起源依托的河流众多、水系发达，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闽江、珠江各自入海，又因为流域地形的多元而拥有丰富的支流水系，塑造出自成一体而又融汇连通的地理空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正是在这若干大河及其支流流经的无数个地理空间内，诞生了“灿若星斗”的早期中华文明：湟水、洮河流域孕育了马家窑文化、疏勒河流域孕育了四坝文化、渭河泾河流域孕育了仰韶文化、汾河流域孕育了陶寺文化、伊河和洛河流域孕育了二里头文化、辽河流域孕育了红山文化、大汶河流域孕育了大汶口文化、淮河流域孕育了薛家岗文化、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孕育了良渚文化等等，在这片广阔而又独立的空间里，多元的文化沿着相通而汇聚的水系在冲突与交流之中不断融合，逐渐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气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的，不只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分布格局，更是中华文明这一优秀基因的源头所在。
中华文明诞生的这片土地空间广阔而多元、水系丰富而汇通，又因主体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主导的太平洋西岸地区而多水旱之患，所以自古就需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水利、救灾、交通等公共领域开展广泛的协调合作，才能实现群体的存续和文明的发展，达到“天下太平”之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统一”和“大同”的追求由此发端。无论是良渚古城气势恢宏的水坝，还是秦始皇帝辐射天下的驰道，抑或是隋炀帝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都是中国人数千年不变的文明初心在这片土地上刻下的痕迹，而当我们通过考古工作重新认识它们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感叹于祖先为文明发展所作的努力，更可以坚定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是文明的过往，其成果却昭示了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进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对此依然重任在肩。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已届百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的成果不可谓不丰硕，然而立足新时代新要求，中国考古学亦需思考未来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现代考古学区别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考古学最重要特色就是更具实证性，我国数千年来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使得考古学材料常常可以与文献史料相互参详补正，如“封狼居胥”碑刻原物的实地发现、汉文帝霸陵薄葬的考古实证、秦阿房宫并未完工的考古新知等等。实证性这一优良传统塑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更为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中的唯心观点，贯彻求真致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从根源上立得住，在底蕴上行得远，在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依然需要我们重点保持和发扬。
然而，正因为我国有着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数千年来海量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涉及上古时期、带有传说色彩的史料记载，也塑造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成见，如都邑之地必有城垣，“天子驾六，诸侯驾五”等等，而考古学的发现却带来了关于上古时期“大都无城”的思考，也揭示了春秋时期楚王亦以六驾之车殉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打破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成见，也在更新世界对于人类文明的认知。面对良渚文化庞大的城邑、宏伟的宫室、恢宏的水利工程和广阔的神权统治，孰知他日玉制礼器不会与金属工具一样成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呢？人类文明的发展之路并不唯一，从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出发，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应当更加注重于揭示相关古代遗存所反映的当时国家政权的社会组织能力、社会经济的交通交流范围，以及价值观念的传播影响深度等内容，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发展主线。
此外，古代绝大多数的历史记载是由统治阶级所垄断，大多数能够为后人所认识的物质文化也往往是统治阶级的生活遗存。考古发现中最能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古代物质文化，多是宫殿、都城、陵墓、珍宝等这一类文物，基本都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创造，它们虽然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却远不足以反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全景，尤其是底层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形。而且，考古学研究中用以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形制，往往是那些制作相对精美的器物和营造相对考究的墓葬，即当时社会上层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它们的消失也往往引出其代表的文化业已消亡的结论。但无论古今，社会上层物质文化的变动总是大于社会底层物质文化，因为社会上层阶级地位的合法性来源于当时社会的掌权者，其物质文化作为权力的符号会随着掌权者的变动而变化。正如清朝士绅以长袍马褂、绫罗绸缎为尚，而民国绅士则以西装革履、精呢细绒为尊。无论清朝还是民国，中国的底层人民大多短衫裈裤、粗布衣褐，在服饰上并无本质区别，我们不会从上层精英物质文化向西方靠拢的“移风易俗”，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业已消亡的结论，考古学研究所面对的古代物质文化也同样如此。
因此，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时，文明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是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为根本动力的。那些精美形制的出现与消失，那些雄伟都市的兴起与毁灭，固然容易牵动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兴趣，但考古人只有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古代物质文化对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上，不忘中国现代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初心，才能让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文明以至人类文明的寻根探源，从真实的历史中不断发现迈向未来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贡献扎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中的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