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总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17: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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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北京大学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后,更成为全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中心,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本设有经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哲学课程,但未立“哲学”之名。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学科设置改革,乃明确建立文科“哲学门”,至1919年,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自北大哲学门1914年正式招生,至2004年,北大哲学系的建系历史已经走过整整90年。

   20世纪中国的哲学教育与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北大哲学门建立以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唐钺、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洪谦、朱谦之、张岱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可以说,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关,而他们当之无愧地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所拥有的自己的大师。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位,若在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可以成为这一大学足以为傲的光环;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曾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也就使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其他大学难以相比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这些大师们,使得20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大哲学系90年的发展史即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的这种地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初年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它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52年院系调整,把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1956年以后,北大哲学系或调出教师,或接受进修,积极参与了各地大学哲学系或哲学专业的重建,以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和哲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培养来源。这一切使得这些哲学教育与学术单位,在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不同程度地以北大哲学系为楷式,受到北大哲学系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在上述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由于不断吸收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来自全国其他哲学系的营养,丰富和壮大了自己的发展,培养起了哲学学科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风气和心态。在研究方法上,早在1930年代,北大哲学系在胡适、汤用彤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哲学史研究的风气和传统,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1930-40年代的发展中,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渐渐形成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传统。在哲学体系上,北大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心学”关系密切,而清华的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理学”接近。经过西南联大的合作和院系调整的合并,1950年代之后的北大哲学系,融合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兼重思想资料和哲学分析,在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基础更加宽厚,力量更加充实,研究更为多样。当然,今天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不仅仅是融合了来自其他大学的传统和优长,其自身也历经了种种的发展。如1949年以后,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洗礼,在理论素养和研究品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解,结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获得了以前不可能有的成绩,在各个学科方向上也丰富了自身研究的传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密切联系,除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地位、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等历史的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也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与大学建制的牢固结缘。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其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上面提到的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大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大哲学系时期完成的。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标志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时代的分野,同时也不能不对哲学发展的本身造成影响。

   本系列收入了十位20世纪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即胡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朱谦之、贺麟、洪谦、张岱年。这些哲学家的著述,如果参照50多年前贺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格局,在内容主体上可分为三类,即中国哲学的阐述,西方哲学的绍介,和哲学体系的创立。这十位哲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虽未建立明确的哲学系统,但其对哲学史的研究亦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态度和哲学立场。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的著述,或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或具有对外国哲学的透彻了解,或建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都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堪称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这些现代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体系的建立,在20世纪世界哲学的相应领域中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回顾这些20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也都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哲学,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正如陈寅恪所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熊十力的新易学、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接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世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辑,缘起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而委托我来加以组织。今年2004年是北大哲学门成立90周年,精选北大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的重要作品并编辑为系列,不仅可以作为对北大哲学门9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的总结展示,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可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根据出版社先编辑中西哲学部分的意见,即选定十位已故的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邀请了专门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他们是:胡军教授、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景海峰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孙尚扬教授、黄夏年教授、韩林合教授等。他们对所编的哲学家及其著作,素有专深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了。对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有效工作,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系列的编辑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支持,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来

   200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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