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埶”之“埶”字有“势”和“蓺”两种理解，班固以埶为势，王弼注易因之，再到孔颖达将辅嗣易注收入《五经正义》，埶之势解遂成定论。但势为名词，不仅无法与地组合成为“天行”一样的句子表达相应意义，并且将句子主语由于天相对之地这一坤卦所像之象转换成为了地之外部形势，使得坤卦顺天之生而来的地之成这一功能意义失去着落。本文认为，埶当作蓺（艺，古“秇”）解，培植、使生长发育之意。“地埶，顺”即“大地含弘光大发育万物，顺承上天”，文从字顺，意义贯通。

关键词：天行 地埶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几乎是整个《周易》中最广为人知的语句了。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与六十四卦中其它各卦之《大象传》的句读方式有所不同。这两句，高亨、廖名春以及《周易集解篡疏》等都如此标点，[1]而其他各卦则有所不同。如蒙、离、鼎、咸、未济五卦：

“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大象传》作为贵族子弟的政治、伦理教科书本，本就是“以物象名人事”，故表现为从治事和修身这一角度对物象及其关系的政治、道德意义进行解读，所以，表现为物象的描述（A）以及对其意蕴进行政治、道德联想（B）这样一种A+B结构。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对內外二卦取象之物所成的结构关系描述与命名解读的A中，乾、坤两卦是没有断开的（“天行健”；“地势顺”），而其余各卦则基本都是需、离、咸、未济这样的格式，相关描述与命名解读则被以逗号分开（两个句子的分隔或以句号或以分号大同小异）。

为何如此？因为“地势”与“坤”没法断句分读。“云上于天”、“明两作”、“山上有泽”、“火在水上”，分别是描述由内外两卦所成之需、离、咸、未济诸卦之结构关系的句子或短语。“天行健”的“行”是一个动词，“天行”二字在这里并非一个主谓结构的词或词组，而是一个动宾结构的句子，描述乾卦内外皆乾六爻纯阳的结构和意义，所谓“终则有始，天行也”（《蛊·彖传》）。而“地势顺”的“势”则是一个名词，作为一个偏正词组，“地势”无法像一个句子那样对由内外皆坤六爻纯阴之坤卦的结构和意义给出描述。这就是“地势，顺”读来佶屈拗口，而必须去掉逗号，以“地势顺”缀接为句的直接原因。

可与对照的首先是震、巽、艮、兑、离、习坎诸卦之《大象传》：“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身。”“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位。”“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首先，与乾、坤一样，它们都是由八经卦重叠而成，名字也基本与经卦保持一致。只有“习坎”卦名多一习字，疑衍。其次，其《大象传》，分别以洊（再至）、随（跟从）、兼（兼并）、丽（附着）诸包含重复、叠加、合并、连续诸义涵的动词，与卦名所像之象构成一动词短语，对由经卦叠加而成之卦的结构和意义给出描述。又是只有习坎相关文字存在例外，“水洊至”之洊本就有再至之义，按“洊雷”例改作“洊水”亦无不可。

另外则是屯、噬嗑、恒、益四卦，分别以云与雷、雷与电、雷与风、风与雷组合为象。《屯·大象传》“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可以理解为云雷两个名词为动名词。震下坎上之卦象，意为虽云翻雷鸣却密云未雨，此其为屯（难）。对照解卦的震上坎下的雷雨倾盆，其《大象传》为“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也就不奇怪了。“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均同于屯而异于解，归于一类。唯有“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殊不可解，可能是“噬嗑”之得名另有原则，卦的形状本身仿佛饕餮啖食。

回到坤卦，关键在于“地势顺”的“势”。《说文》：“势，盛力权也。从力埶声。经典通用埶。” 《说文段注》：“《说文》无势字，盖古用埶为之。”即“埶”同“势”，假借埶以表此义。而“埶”，《说文》：“种也。鱼祭切。唐人树埶字作蓺（园艺之艺），六埶字作兿（艺术之艺）。周时六兿字盖亦作埶，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之树埶也。” 由此可知，“埶”字原义为艺（园艺之艺），种植的意思。由于“势’字在古代经典中都写作“埶”，因此古代经典文本中的“埶”字就有了“艺”与“势”两种用法或两种意义。换言之，可以说“地势顺”的问题乃是来自注家对《易传》文本中“地埶顺”中对“埶”之二义即“势”与“艺”（蓺）所做出的取舍。

第一个将“坤”与“地势”结合起来的是班固（32-92）。《汉书·叙传》中，班固以“坤作地势，高下九则”作为《地理志》的写作依据。“九则”的九是指九州，“高下”讨论的则是其地形、地力与贡赋等级；“坤作地势”则只能算是修辞，引出下文。“高下”、“九则”的地理内容决定了他在“地埶”中取“势”而弃“艺”（蓺）。毕竟他是在延续《尚书·禹贡》的主题写《地理志》，而不是以经学家身份注解《周易》，思考焦点不可能落在与乾相对的坤卦之坤，而只会落在作为坤卦所取之象地的上面。

在此之前，《淮南子•诠言》“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以及《泰族》“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对班固的训解或许有影响。但是，这里农事的播种树谷垦草发菑是指人“因地之势”，而《大象传》的“地埶”却是在乾坤二卦的语境里，讲的是地“顺承天”的“云行雨施”而“含弘光大”之，思想重心和意义焦点完全不同。当然，指出这点，明确《易传》的“顺天”与承认《淮南子》的“顺地”并不矛盾，并且由此可知“埶”作“蓺”种植培育解完全可通。

但这一毫厘之失影响了时代比他晚出一百多年的易学大家虞翻（164-233）。虞翻在注“地埶顺”时，沿用班固的“地势”组合，将这一选择带到了对《周易》的注解之中。有意思的是，他却是训“势”为“力”，即以“地势”为“地力”：“势，力也。”（《周易集解篡疏》卷二）班固《地理志》讨论的“地势”，当然是以地形与地貌为主，但与贡赋有关，因此也可说关乎地力（“地之肥瘠”）。与之约略同时或稍晚的宋衷即如此附和：“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势言其性也。”

虞翻解卦自成一系而常有穿凿附会，此即显例。他首先是根据《易传·说卦》“坤为大舆”将坤之象确立为车，然后根据《礼记·礼运》“天子以德为车”，再借助《老子》“胜人者有力”一语，最后得出“势，力也”，并且是“君子谓乾，阳为德，动在坤下”。这确实将“地势”从《地理志》的语境里解救了出来，“厚德载物”也确实有一个“载”字可与车勾连。但是，这一乾坤大挪移后，整个《坤·大象传》的内容也就转变成讲“车”与“君子”的关系了。“车”之“力”又如何能作为“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究竟义？也许有见于此，疏引《鬼谷子》语“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谓虞翻“‘势’训‘力’者，言地以势力凝乾也”，显然有将其从《地理志》的九州之“地”以及虞翻处跑偏之“车”往《坤·大象传》的语义拉回以资补救之意。“地”凝乾之所施虽与坤卦含弘光大之顺承天诸说相吻合，但以“势”为“力”而凝之，仍然曲折牵绕远非允当贴切。颜师古注汉书“坤作地势，高下九则”语云：“高下谓地形也。一曰，地之肥瘠。”可知到唐代，“地势”到底是指地形还是“地力”即地之肥瘠，还是两说并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班固将“地埶”写作“地势”，距《尚书》很近而离《周易》很远，有着很大的误导性。

在此方向上进一步努力的是王弼（226-249）。也许觉得按照班固以“形”说“势”无关于易，虞翻、宋衷等以“力”说“势”又欠简洁清通，王弼直接从“势”字入手。《坎·彖传》语云“地险，山川丘陵也”，“地势”又如何能以顺言之？不过玄学家正以思维空灵见长，他潇洒地将“势”由地形、地貌的具体之“势”抽象化为“态势”之“势”，轻描淡写的一句“地形不顺，其势顺”，各种窒碍转瞬消解于无形。孔颖达心领神会：“地形方直，是不顺也。其势承天，是其顺也。”随着《五经正义》颁行，这一说法就此成为“地埶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正解定本，延续至今。

“承天”以“势”，语意是疏通了。但“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训读成立不成立，还有一个思想的标准衡量，那就是，1）它与《大象传》整个段落即上下句结构与意义能否贯通一体？2）与《坤·文言》中对坤卦、彖传的阐释能否衔接吻合？3）能否与乾卦匹配协调，以其意义构成整个系统的底蕴与门户？

先看第一点。      

按照《大象传》句法通例，“地埶，顺；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对卦象义蕴进行描述的“地埶”应该是一个句子或短语，它的主词或主语必然或必须是作为该卦所取之物象及其组合。“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整句则，应该按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体例，解读为：上天刚健有为，君子也当则天而行，自强不息、参赞化育。坤卦所取之象是“地”，但在王弼、虞翻这里，主语或主词却成了作为地之形貌态势的“势”、作为“车”之功能属性的“力”。由此“势”或“力”之“顺”，如何得出“君子厚德以载物”的道德联想或智慧领悟？如果说“地势顺”有歧义，那么，“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君子当法地之德，敦厚其德、成己成物则应无异议。王弼将“地势”解为走势线条律动，其君子恐怕多半近似玄学清谈家。孔疏“据形势以言其性”，被李道平由玄虚拉回地面，再次具体化为中国地形“由西北而趋东南”这样一种西高东低之走势，可谓来回折腾。至于虞翻，他根据《说卦》中的“乾为君”、“坤为大舆”，将乾说成君子，坤说成“车”；“势”则依《老子》中“胜人者有力”而解为“胜人之力”。于是，“厚德”就成为“车”之载人“功能”。

再看第二点。

屯至离为上经，咸至未济为下经，乾坤两卦则为其统领基础，所谓“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出”。“文饰乾坤两卦之言”的《文言》不仅是对其奥义的阐释，也是对这一地位以及二者有机关系的证明。因此，“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解读不仅要结合坤卦的文言与彖传，也要将坤卦的文言、彖传与乾之文言、彖传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意义宗旨与逻辑关系。

《乾·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坤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顺承天”不是在天之后或之外独立发挥什么作用，而是在天“云行雨施”的过程中出现，并发挥功能，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从男女构精生子想象天地合气生物，是古代文明普遍现象，只是在儒教里表现得最典型充分。[2]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氤氲即阴阳二气交会和合，构精则是同一过程的人身版。这也正是否卦和泰卦、坎卦和离卦的写照：天地之通如男女之交，取坎填离阴阳相济。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由此又有《说卦》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云行雨施”，母“含弘光大”，这就是“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而“万物资始”与“万物资生”也是由此而来。

《文言》可视为对彖传所述的乾坤二卦之义蕴的引申和发挥。《乾卦·文言》主要讨论的是元、亨、利、贞四德及其对人的启示，因为这本就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过程。[3]坤的作用是从属性的，所以《坤卦·文言》在这一过程或框架内对坤的特定功能做进一步的阐释：“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是关键。“得主”乾有所施而坤有所受，然后含而养之，使其生长（“含育万物为弘，光华万物为大”）。可见，坤之“顺承天”是有具体明确的功能作用的。

最后看第三点。

太极之太即是否泰之泰，天地、阴阳之通也。如果说“太极生两仪”是从起点上说，[4]那么“保合太和”则是将这一过程当作不是终点的终点，需要永远的生生不息。未济卦之坎离相交即是泰卦的天地相交的形式内容——既济卦与否卦则可以理解为这种互动的暂时休歇。文王以之为六十四卦的系统作结，孔子以“保合太和”揭示其用意宗旨。

“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乾坤取象天地，只是一个“能指”。当作为“所指”的天地以乾坤之名呈现于文本，则意味着文本对二者之经验直接性的某种解构与疏离，意味着对某种特殊性的强调以及由此而来的神圣性之赋予。“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歌颂的正是这种生养之能、造化之德。《蛊·彖传》所谓“终则有始，天行也”，《复·彖传》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则是从人的视角对这一生生之天的形象理解、精神领会和情感依归。

综上所述，可以说三点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彖传》“含弘光大”、《文言》“含万物而化光”以及《系辞》“坤作成物”等是“地埶顺君子以厚德载物”之“埶”的内涵、“顺”的根本，那么可以说，虞翻以车说坤固然失之千里，班固以地说坤亦是其“势”难成。无论王弼如何奇思妙想，地之势终只属地，以势承天完全是外在形式上的，无法勾连或表达这一切。

那么，以“艺”解埶又如何呢？

《说文》：“埶，从土，从丸，持种之。”《中华大字典》：“埶種互训。”而種，植也，持种种植于土。而种植，显然有持而种之，使生长之义。如《诗经·楚楚者茨》“我埶稷黍”。《康熙字典》：蓺與種植之種通。辞书之外，《大戴礼记·天圆》语云：“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王聘珍解诂：“施，予也。化，生也。谓化其所施。”古人知道男性施精，未必知道女性排卵，因此只把怀胎孕育理解为一个“化生所施”的过程。《益·彖传》：“天施地生。”“天施”是“云行雨施”、“乾知大始”；“地生”是“含弘光大”、“坤作成物”。《周易程氏传》云：“万物资乾以始，资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顺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试问，能与此“天行，健”相应的，除了“地蓺，顺”，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呢？如此，参照“天行”即“天云行雨施”，则可将“地埶”理解为“地含弘光大”，整句“地埶，顺”之意则是大地含弘光大顺承天施。“云行雨施”的天之“健”与“含弘光大”的地之“顺”是对应而互相联系的，所谓天生地成。而与“自强不息”相对应的“厚德载物”之“载”作承载虽亦可通，但从“地埶，顺”语脉以及《系辞》“坤作成物”看，作“成”解在词与意的扣合似乎更加工稳贴切。

此外，陈鼓应也曾指出“地势顺”当为“地势，顺”。他先是将“势”所借之“埶”视为“執”之讹写，进而将“執”解为“蛰伏”之“蜇”，再依据《释诂》“蜇，静也”，“地埶”就成为“地執”，意思也就变成了《乐记》里的“地静”，也就成为了道家守静的思想。[5]应该说陈氏看到了传统“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问题。至于“地執，顺；君子以厚德载物”与本文的“地埶，顺；君子以厚德载物”谁更切合文本思想，就有待读者自行判断了。

[1]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朱熹撰 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文中引文凡出自《周易集解纂疏》者，不另标注。另，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第295页的标点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参见笔者“乾父坤母：儒教文明的世界图景——基于比较宗教学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3] 以元亨利贞为卦辞在六十四卦中仅乾卦一例，并且这些占卜之辞被赋予了完全不同其它卦辞中的意义。这很可能是来自孔子或其后学的改造，用于表征四时之行、百物之生这一由乾坤开始的大化流行。这样一种生命论其实不能理解为四德说，因为四德乃是君子从四时之序的生命历程中的一种领悟。这也可以将其与穆姜之言区别开来。兹不赘。

[4] 朱子“太极一理”的理本论对理学是一种奠基，对易的系统却是彻底的解构和颠覆，笔者将另文专论。

[5] 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第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