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敏: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的宪法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12:36

进入专题: 宪法变迁   宪法解释   审判权   审判独立边界  

杨小敏  

   摘要:  社会转型时期,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需要结合历史、文本和现实重新解释。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主体的规范意涵趋向延伸,“依照法律规定”限权功能强化,列举式排除“干涉”规定蕴含双面意涵,审判独立边界两阶层意涵渐进形成。审判独立边界的聚焦从干预审判的主体转变为主体行为,弥补了无法精细判断干预审判主体行为正当性的宪法漏洞,该条款的规范分析框架由两阶层结构转变为三阶层结构。多元价值冲突引发对该条款变迁的多种解释可能,不同的冲突形态采用不同的衡量方案。法官是否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争议问题,关涉多重价值冲突叠加,采取反复权衡的方案,法官在法院整体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被推进;不同主体如何干预法院审判的争议问题,涉及不同价值冲突相互交织,采用新三阶层规范分析框架的统一标准来衡量;保障人权作为限制各种主体干预审判的实质要件是否违背人民整体利益的争议问题,涉及人权和民主新旧价值的冲突,采用兼容方式平衡。这透视出该条款宪法变迁的中国逻辑。

   关键词:  宪法变迁;宪法解释;审判权;审判独立边界;价值冲突衡量

  

   引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不仅经历了五次修改,宪法变迁[1]亦悄然发生。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第131条)即是如此。该条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自1982年以来,法学界针对司法实践状况,在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的工作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对该条款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和争议,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引申说,主张从该条款引申出党委过问案件的合法性基础。[2]第二种是修改说,认为该条款应该修改,恢复1954年宪法第7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3]第三种是解释说,坚持保留该条款的规定,主张通过法律体系内部的合理解释来解决漏洞。[4]笔者主张变迁说,认为该宪法条款的文本规定与宪法现实之间存在不一致,其实是该条款未作修改变动,而其规范意涵已然发生变化。文本的背景与颁布1982年宪法之初已然不同,宪法条款规范意涵也会发生变化。我国正式的宪法解释机制未能有效运作,已有的学理上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现实也不符,这就需要在文字不变的情况下予以重新解释。在解释方法上,静态的文本解释已不能满足该条款宪法变迁的需求,还需要回溯历史,兼顾政治社会现实,将历史、文本与现实三者融合,[5]消解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也防止对该条款的过度诠释导致违宪。

  

   本文试从解释论上展示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规范意涵和规范分析框架上的微妙变化,揭示该宪法条款规范意涵存在的多种解释可能,以及解决不同价值冲突形态的不同衡量方案。

  

   一、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在解释论上的展开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经历了五次修改,产生了52条修正案条文,遍布宪法序言、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机构等各个章节,包括宪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不同类型条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宪法修改内容映射、渗透、浸入未加修改的第131条,延展和丰富了其规范意涵,增加了其规范分析的结构层次。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主体的规范意涵趋向延伸

  

   “人民法院”是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前半段概括性规定的逻辑主体,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设定。按照《当代汉语词典》的阐释,“人民法院”是“我国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有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6]而且,根据我国的宪法体制和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学界长期坚持,该条款只能解读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而非“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7]然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1999年,1982年宪法第5条的“法制原则”被修改为“法治原则”,这标志着我国步入法治经济,从形式法制到实质法治的观念转变。这些重要转变给1982年宪法第131条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从宪法结构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都设置在1982年宪法第一章总纲中。“宪法总纲部分主要规定宪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国策。在整个宪法结构中,宪法总纲起着指导性、原则性与统一性的作用。”[8]由此,1982年宪法第131条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15条和“法治原则”的第5条之间就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二者之间存在着价值互通性,宪法总纲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和法治原则条款成为解释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的经济政策背景和基本准则,而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则成为解释宪法总纲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和法治原则条款的重要体现。

  

   在现实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我国的社会结构被调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导致我国当前社会纠纷多发,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多元化,土地征收、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各种民事、经济、行政纠纷层出不穷。[9]这说明,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之后,法院不再是新中国初期阶级斗争的管理工具,审判权越来越突显其判断属性,越来越强调发挥其公正的功效。市场经济是以平等经济主体为基础建立的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需要不偏不倚的法院对这些规则强制贯彻。这决定了转型期的中国对审判公正的前提——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期望值越来越高。[10]

  

   从法治的内容上看,“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11]马克思也强调“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12]法官在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发挥主导性是法治原则的必备要素。柯克法官在反对英王干涉司法时曾说,“只有经过长期法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具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审判权。”[13]该学说体现了法律的技术性,说明法官行使审判权所依托的正是其工作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法官群体所接受的长期法学训练。一般而言,法官群体对法律的体认要优于其他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就技术角度而言,法官并非因为比其他官员更有正义感,而是因为司法工作的专业技术性,认定法官能够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来行使审判权,以求作出的判决能最大程度地符合法律的真实内涵,这就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具有主导地位,以保证法治国家的实现。因此,在法治基本原则的指导下,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当强化具体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官在审判专业技术运用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二)“依照法律规定”限权功能的强化

  

   “依照法律规定”是1982年宪法第131条前半段的逻辑客体“独立行使”行为的限定条件。该表述在我国1982年宪法文本中多处出现,却会因其功能不同而有不同的内涵。我国法学界大多从授权功能和适用功能两个角度来阐释该条款的“依照法律规定”。[14]随着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的确立和在宪法实践中的逐步深化,以及前文所述的法治原则在宪法中的确立,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中“依照法律规定”的限权功能也逐渐凸显。

  

   面对国家权力,宪法既是授权规范又是限权规范。1982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而是通过1982年宪法第3条第2款、第41条和第97条等具体规定分散体现该原则。但是,邓小平在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时提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有利于清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不断铲除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5]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7]他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思想突出以法律制约权力,凡是未经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意,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拥有并行使某项职权。国家机关的职权不仅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而且在行使职权时还必须依据此法定的规则和程序,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18]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9]1999年,法治原则入宪,将法律制约权力的理念推向“良法”“善治”的高度,这意味着1982年宪法第131条中“依照法律规定”必然具有限权功能,它与法治原则条款相勾连,延伸出两层限权含义,一则,通过宪法和法律限制除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审判权。二则,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院等对法院实行的领导和监督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它们必须依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干预法院审判工作,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列举式排除“干涉”规定蕴含双面意涵

  

   1982年宪法没有沿用1954年宪法第78条的表述,而是作了更为本土化的发展。这次宪法修改讨论中认为,事实上,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20]所以,1982年宪法第131条没有完全照搬1954年宪法第78条的表述。为了在表述上更加确切和严谨,更符合我国实际,这次宪法修改增加了“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讨论中认为,这种列举式排除规定没有将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和政党纳入进去,便于划清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界限,维护宪法原则。[21]

  

   然而,在现实中,诸如佘祥林“杀妻”[22]、赵作海“杀人”[23]等冤假错案,充分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干扰审判的因素甚多,审判机关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在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公检法疏于制约的长期合作,党委的过度领导,以及权力机关的不当监督等痼疾仍然严重地阻扰了我国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有效实施。[24]而1982年宪法第131条只罗列了三种排除干涉主体,就为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等对审判的干扰留下了宪法漏洞。[25]这意味着抽象、笼统地排除部分主体干预法院审判的解释不能适应现实发展变化的需求,现实亟须对不同主体干预法院审判的行为是否合宪(或合法)作出判断。

  

从历史来看,1982年宪法颁布时,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列举“个人”这个主体就是针对“党的领袖和党政一把手”。[26]但是,随着情势变迁,该条文的规定与实践产生了较大偏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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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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