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敏: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的宪法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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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敏  

  

   四、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中国逻辑

  

   与宪法修改不同,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程度不足以启动宪法修改的成文机制来更改原规定,但是,宪法文本的规定与宪法实践不一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宪法发展状态。各国宪法在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出现这种宪法现象。然而,我国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规范意涵的重新诠释及其规范分析模型的构建,已经透视出该条款规范意涵变迁所遵循的中国逻辑。以下将从其变迁的动因、方式和边界三个方面展开。

  

   (一)该宪法条款规范意涵变迁的动因及其特点

  

   1.主观自觉与客观自发的结合。宪法条款规范意涵变迁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它往往首先发端于经济的转型、生产关系的转变和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上述对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含义的重新解释也证明了这个事实。众所周知,德国俾斯麦帝国宪法变迁正是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这种经济转变是市场纯自然生长演变的产物,属于自发型转变。我国经济改革却是基于一场尝试性的理论创新,我们摆脱“计划经济”“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这些机械观点的束缚,逐步允许我国发展私有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这个创新过程也是建立在局部地区社会实践不断尝试的基础上,却毕竟不是经济内生发展而成,而是我国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解放思想,预设性地、自觉地创新而来,具有浓重的主观建构色彩。我国的经济体制朝着既定的目标,遵循一定的市场自发性规律,在人为干预下进行宪法修改。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司法制度改革就会随着经济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司法制度和司法原则的变化也会被经济带动着表现出主观自觉性与客观自发性。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在普遍意义上,人民的意志是宪法变迁的终极来源。而我国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主观自觉性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而言,司法改革推动了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变迁,而每一轮司法改革都是首先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定启动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51]强调审判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开启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司法改革,随后通过和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等。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2001年修改《法官法》。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第一次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2006年修改《法院组织法》。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修改《民事诉讼法》。2017年,再次修改《民事诉讼法》,2018年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2019年再次修改《法官法》。虽然阿克曼认为,美国总统和政党在宪法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52]然而,我国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变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意志长期统一的产物。

  

   (二)宪法规范意涵变迁的方式及其特点

  

   1.政治与法律相结合的多种变迁方式。有学者将中国目前存在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大致归纳为四种类型,包括现实中实际运行的不成文宪法与宪法文本不一致;国家权力的消极行使导致某项宪法规定被虚化;宪法文本创制时没有预期到某些问题,出现了无相应规定的“宪法漏洞”;社会变迁引发的价值多元和价值变迁。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变迁就存在多种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修改《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最高人民法院多次颁布司法解释,这种法律文件与宪法文本不一致产生宪法变迁是被学界公认较常见的变迁方式。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党政文件这种政治形式也是引发宪法变迁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文件并不是像法律以相对稳定的形式来改变宪法文本上的字面规定,相反,它是在现实中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有选择地转化为法律形式,即颁布法律或修改法律。党政文件中那些被转化为法律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宪法变迁的预备方式,或者说是宪法变迁的前置程序。

  

   2.缺乏有效运行的宪法解释方式。我国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解释制度,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将宪法解释这种宪法变迁方式有效地运作起来。宪法解释属于较温和的宪法变迁方式,能以最小成本来调和宪法实践与宪法文本之间的差距,维护宪法权威。虽然现实中党委或地方政府会干预法院个案审理,如果能够直接通过宪法解释,或者合宪性审查中的解释宪法机制来弥补1982年宪法第131条留下的宪法漏洞,避免长期存在合宪与否的质疑,或者良性违宪的争议,就能够即时止损。遗憾的是,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几乎长期被虚置。从长远来看,我们确有必要建立完备有效的宪法解释机制,或者通过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路径来推动宪法解释的运行。幸运的是,2018年修宪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在现实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当下宪法学界也积极地为解释1982年宪法做教义学上的储备,以便构建分析模型,建立统一的解释标准。

  

   3.价值多元且变迁形态多样。如前文所析,在改革开放的转型社会时期,价值多元和价值变迁是我国深刻且重要的宪法变迁方式,它贯穿于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极左”思想夸大阶级斗争,偏离了民主与法治的轨道,1982年宪法承载着纠偏的使命。这种纠偏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具有探索的意味。1982年宪法抛弃了革命时期“一边倒”式的价值观念,结合中国的国情,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接纳更多不同发展方向的价值,甚至是对立的价值,如承认“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1982年宪法在保留原有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不同价值,价值变迁不是简单的新旧价值交替,而是出现新旧价值对峙、叠加、融合、统一等复杂多样的形态。这给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留下了更多的解释可能,制造了更复杂的宪法图景。

  

   (三)宪法规范意涵变迁的边界及其特点

  

   1.原有边界刚柔相济。各国宪法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前提、根本制度、基本原则,这构成了宪法变迁的边界。我国1982年宪法最初的变迁边界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如上文所述,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阶段性,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宽容地接纳了更多的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这些充满柔性的概念相继而生,人民主权也从单一的集中式转变为集中与限权相结合的二元式。但是,我们又始终坚持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坚决捍卫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因此,1982年宪法第131条变迁后,仍然坚持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而无法解读出审判权独立。而且,经过实践反复摸索,我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开,再到党政融合的过程,2018年修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从序言调整到总纲,突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2018年修改的《法院组织法》增加了“领导干部过问案件留痕制度”,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审判的领导,又兼顾了法治原则。1982年宪法原有边界的这些发展和变化都表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

  

   2.新边界本土化。如上文所述,宪法修改增加了“权力制约”“法治”“人权”等新价值、新宪法基本原则、新价值前提,是宪法规范意涵变迁不可逾越的新边界。尤其是,这些新宪法基本原则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制约、法治和人权,而是建立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权力制约不是强调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掣肘,重要的是法律制约,民主监督;社会主义法治虽也是“良法”“善治”的结合,但这里的“良法”是不限于国家制定、批准或认可的法,还包括以公序良俗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善治”方式是自治、法治与德治“三治结合”;人权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个人对抗国家的工具,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个人与社会整体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权利,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对立统一。因此,1982年宪法第131条解读不出西方的“审判权独立”,诠释不出西方的“法官独立”,但会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理念下建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和法官责任制,确立监察委员会对法官的监察制度;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审判时,既要保障公民个人权益,也要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3.模糊边界的终极衡量采用实证主义标准。新价值前提增加,造成价值前提之间的冲突增多,比如“社会主义法治”,民主与法治,民主与人权,它们往往对立,且碰撞激烈,造成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不确定性,平衡这些冲突并不容易,模糊不清的界线需要规则和标准来划清,如前文所述的多重价值冲突叠加进行反复衡量,不同价值冲突交织采取统一标准衡量,新旧价值冲突的相互兼容等,甚至要合理引进比例原则等科学理性的公法规则。这些权衡总体表现为互相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旧价值相互限制,彼此牵扯,互为边界,通过这些衡量标准,让它们彼此适应,彼此限定对方的负向度,彼此激发对方的正向度。新旧价值前提之间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实现尽可能大的效益,实现彼此的边际效应,或者达到互利互惠共赢的效果。新旧价值前提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形成一种内在逻辑,最后统一于国家现代治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之中。新旧边界的这种互动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兼收并蓄,并赋予现代社会新的生命力。实际上,该条款宪法变迁的边界有时候难以通过这些规则理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3]实践成为衡量边界的终极标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势的变化,实践的结论又会表现出阶段性和局部性,它可能是长期的,而非永恒的。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展开调试逻辑,尝试性的司法改革、修改相关法律、废止相关法律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反复出现,只是需要理性地克制明显的违宪现象,尽可能地将其纳入法治轨道。

  

   【参考文献】

  

   {1}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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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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