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敏: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的宪法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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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敏  
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回归至人民主权的宪法起点,意味着人民主权与保障人权相互统一。

  

   相较于宪法变迁前的两阶层规范分析模式,宪法变迁后的三阶层规范分析模式完善了规范分析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宪法漏洞,体现了现代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保障公民权益的精神。

  

   三、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多种解释可能与衡量

  

   1982年宪法的五次修改不断输入新的价值,这些新价值没有替代宪法文本中的原有价值观念,而是在不断增补或叠加,因此,新旧价值之间的冲突充斥在这部宪法文本里。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中会折射出这种价值冲突,引发解释论上的多种可能。下文就解释该条款规范意涵变迁的过程中引发争议问题的三种衡量与抉择方案展开讨论。

  

   (一)多重价值冲突叠加的反复衡量:法官是否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我国法学界长期坚持该条的“人民法院”不能解释出合议庭,更不是审判员,因为“法官独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39]资本主义国家“法官独立”的主要含义是指,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办案中法官遵循“自由心证”“无罪推定”等原则,凭自己的“良心”“理智”行使职权;审判不受各方面意见的影响,不受行政和立法机关的干涉。[40]这些争议表现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碰撞,结果是“一边倒”地坚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该原则只能使法院而非法官成为独立审判主体。

  

   但是,1954年宪法第78条“源于1936年苏联宪法第112条‘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41]虽然1919年魏玛宪法第102条规定“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但是苏联法学界高度强调法阶级性,认为1936年苏联宪法第112条与魏玛宪法第102条这样的资产阶级宪法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42]新中国宪法在效仿原苏联宪法的这条规定时,也高度认同法阶级性。只是由于中国实行审判委员会制度,1954年宪法第78条作了中国化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可见最初并没有将“审判员独立审判”视作姓“社”姓“资”的分水岭,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建立“审判员独立”,民主与集中的冲突才是我国没有照搬原苏联宪法“审判员独立”规定的原因。

  

   在1982年宪法颁布以后,有学者否定其中第131条蕴含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内涵,其重要原因是,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法院只能是集体性地独立审判,法院整体不受其他主体的干涉。[43]如果承认“法官独立审判”,就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冲突,始终排斥“法官独立审判”的可能。即使民主与集中在我国不同国家机关中可以体现不同的侧重点,如人民代表大会侧重于体现民主,军事机关和行政机关侧重于体现集中,两种价值可以在法院组织中得到合理配置和贯彻实施。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学者主张,“人民法院”可以解释出“合议庭”,或者“法官”,他们都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与其他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在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44]

  

   在法治原则入宪后,法官在审判中的独立性是法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的呼声甚高。[45]虽然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对立趋于缓解,但是,民主与集中的冲突又叠加上民主与法治的碰撞,使得这种多重价值冲突的权衡不得不投放于实践。这一时期的司法改革也试图推动法官在法院审判中的主导地位和积极作用。如2013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规划了法官“员额制”、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等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案。[46]但是,有学者批驳,学术界从技术化层面论证的“法官独立”,以及以此为核心的法官个体本位,都经不起实践逻辑的检验。[47]从实定法的角度,2019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第1条规定,“……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第2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第7条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主张法官作为我国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的观点,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背,既否定了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作用,又否定了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领导、监督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法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向法官个体本位的趋从,但宪法制度安排、法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法治环境等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应当坚持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充其量也只能是,从以院庭长为主导的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转向以法官为主导的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48]

  

   1982年宪法的修改是在传承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价值,其中价值冲突的形态表现之一就是冲突价值的叠加。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较量,法律技术的论证都抵不过实践的检验,社会主义和民主作为1982年宪法的价值前提,给“法官独立审判”含义的证成筑建了边界。尽管如此,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认识也在争议中得到发展,冲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和,法官在法院整体独立行使审判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中被推进。

  

   (二)不同价值冲突交织的统一衡量:不同主体如何干预法院审判

  

   现实中,党委对法院进行政治、组织上的领导,或干预法院个案审判;人民代表大会听取法院的工作汇报,或进行个案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这些干预法院审判的行为是否合宪,各种主体应当采用哪种行为干预法院审判才合宪,由1982年宪法第131条留下的宪法漏洞引发了学界激烈争论。从总体上看,上述问题都是监督、制约与独立之间价值冲突的表现,从不同主体的性质来看,它们又会涉及政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等价值冲突。这些问题交织着不同价值冲突,一直潜藏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只是经过宪法实践才得以暴露。

  

   前文所述的两层级分析模式较为粗放,只对排除“干涉”以主体为标准的规范作文义解读,无法胜任对如此多的主体行为的合宪性做精细化分析,难以理清、权衡交织在同类问题中的不同价值冲突。由此,这种权衡依托于宪法实践,往往通过司法改革在小范围内试验,实践不成功后再被取消,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个案监督制度在地方的建立与废止;相反,如果实践可行,就上升为法律制度,例如领导过问案件留痕制度。总体而言,这种权衡方式成本过高,甚至以牺牲法治为代价。

  

   通过对该条款规范意涵变迁解释后得出的新分析框架,是围绕主体行为展开,可以作为统一衡量这类问题的模型。在具体审查不同主体干预法院审判行为合宪性的基准方面,还可以引入比例原则、法律的明确性原则,以便作更为精细的权衡判断。此规范分析框架的搭建充斥着新价值的增设和新旧价值之间关系的重组,是对不同价值冲突进行权衡的平台设计。在理论层面,重构这个规范分析框架主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具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集中式人民主权理论进化为转型期的二元式人民主权理论,即集中式人民主权与限权式人民主权并存的人民主权理论。

  

   就集中式人民主权而言,一方面,该理论仍然坚持国家机构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权力的、最能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建立了非平衡的、金字塔式的宪法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另一方面,该理论的转型表现为淡化政治民主,增强法治民主。首先,现阶段的人民范围已扩大,人民的阶级性淡化,这标志着巩固政权不再是审判受限的正当要件。如前所述,邓小平理论强调运用制度来约束,在现代民主社会,法律都是通过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守法就是遵循自己的意志,是贯彻人民主权原则的表现,而法治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的保障。权力制约的诸种手段只有在法治允许的范围之内才能获得稳固与实效。这意味着通过法治来保障审判受限符合人民主权原则,从而构成审判受限合宪性的形式要件,具体细化为法律保留原则和宪法保留原则。

  

   就限权式人民主权而言,该理论转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纠正“极左”思想杜绝权力分工的集中式体制,重申了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并承认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平级机关之间存在职能分工和制约;二是将抽象的人民权力具体分为(授权形成的)国家权力和(转化而成的)公民基本权利两部分。保障人权和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在1982年宪法的确立,标志着主要通过法律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民权益逐渐成为1982年宪法的目标,限权式人民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审判受限的终极目标是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成为审判受限合宪性的实质要件。

  

   可见,除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原有的价值前提以外,法治、人权也是1982年宪法的新价值前提,成为不同主体干预法院审判行为的新边界。

  

   (三)新旧价值冲突的兼容抉择:保障人权作为限制各种主体干预审判的实质要件是否违背人民整体利益

  

   过去曾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取得统一与和谐,个人与国家在利益上是—致的,而忽略了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我们曾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宪法上的“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依靠国家与社会的努力,”“国家也不被认为会有意去侵犯个人权利。”[49]在这种认识下,2004年修宪之前都没有“保障人权”的规定,一些“极左”思想更是将“人权”打上西方自由主义的标签,认为它与我国社会主义追求人民整体利益相矛盾,甚至出现了个人淹没于国家之中,个人成为国家附庸的极端现象。因此,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需要依照人民整体利益体现的法律规定即可,无须考虑是否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

  

   其实,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即使二者相互依赖,也不允许国家吞并个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认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承担的义务就十分必要了。而且,“社会主义宪法对其所针对的义务主体体现出一种模糊化的特征。国家和社会中其他的主体以及个人都应当为他人权利的实现负有责任。”[50]由此,在我国,除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以外,执政党、公民和法人在监督制约法院审判时,都应当以保障人权为理由来限制审判,保障人权是审判受限获得正当性的实质要件。

  

   总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对人民意志保持尊重。保障人权原则作为所有限制审判的主体所必须追求的实质目标,既是人民权力分化的结果,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回归至人民主权的宪法起点。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下,人民整体利益与个人权益对立统一。至此,人权和民主这两个新旧价值在我国1982年宪法第131条上得以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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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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