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敏: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的宪法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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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敏  
一方面,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并不具有越俎代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地方党委非法干涉法院审判却屡见不鲜。有学者提出,该条款后半段排除干涉审判的主体应当还包括“政党组织和权力者个人”。[27]其实,当时对此条款后半段采用“列举式排除”,是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这个特殊历史背景。当时修改也是为了彰显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理念。

  

   就文义来看,一般而言,“干涉”作动词,是指强行过问或者干预。[28]《当代汉语词典》在辨别“干涉”和“干预”这两个词的词义时指出,二者都有不应该参与而非要参与别人的事的意思,都是动词。区别是:“干涉”是贬义词,单指参与不应该参与的事情,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干预”是中性词,既可以指参与不应该参与的事,又可以指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现存的问题,对象一般是事。[29]在国际法里,“干涉”是指损害别国主权和独立的非法行为,属于国际不法行为。[30]由此可见,该条款中的“干涉”指的是一种非法性的强行过问或者干预行为。既然是非法行为,自然是排除了任何主体对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干涉。如果“干涉”指的是合法的管理、监督和制约行为,那么,1982年宪法第131条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就会与第140条中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互相制约的规定产生矛盾;也会与第2条第3款中“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的规定相冲突;还会与第41条第1款规定的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相抵触;而且,2018年修宪增设监察机关,其中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第127条第2款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总之,1982年宪法第131条中的“干涉”指的是一种非法行为,不能等同于管理、监督和制约等合法的干预行为,否则会造成我国宪法条款之间的逻辑混乱。

  

   为了化解现实暴露的宪法漏洞和宪法文本可能出现的逻辑混乱,结合该条款产生的历史背景,该条款的后半段补充性规定应当包含有双面含义,一方面,其暗含有允许政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等对法院审判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合法干预,另一方面,全面否定各种主体对法院审判的非法干涉,尤其不受行政机关、政党组织和领导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二、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分析框架的重构

  

   为了弥补宪法漏洞,理顺1982年宪法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干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心从主体转移到主体的行为,成为解读该条款规范意涵变迁的重要转变。新入宪的法治、人权等价值继续渗透、浸入这些干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它们是深度挖掘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边界(以下简称审判独立边界)意涵的重要背景和准则。1982年宪法第131条审判独立边界的意涵逐渐丰富和扩展,该条款规范分析框架随之重新建构。

  

   (一)两段式规范结构确定的两阶层规范分析框架

  

   如上所述在修改1982年宪法第131条时,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结合了中国实际,确立了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两段式规范结构,包括前半段的概括性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以及后半段的补充性规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排除干涉审判的主体,并通过姻亲条款表明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相对性。对该条款的解释往往采用“审判独立”——“审判独立相对性”的两层级分析框架,“审判独立相对性”表现为非此即彼的“不受干涉”和“受干涉”的单一层级。(见下图1)

  

   图1 1982年第131条变迁前的规范分析框架

  

  

   宪法序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指导思想地位,按照宪法序言全部效力说,它必然对1982年宪法第131条产生指导作用,为我国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界限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出,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独立而不受外界影响的东西。这决定了我国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客观上必须要依赖于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根据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司法体制等宪法环境,对该宪法条款的规范分析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相对型分析模式。[31]在这种分析模式中,审判独立相对性被视为客观规律,只重视该规律对主体——人的决定作用,而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忽略。

  

   (二)审判独立边界两阶层意涵的渐进形成

  

   按照1982年宪法序言中新增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最重要的是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而不是权力之间的相互掣肘。1993年法治原则入宪强化了“依照法律规定”的限权功能,并与其他姻亲条款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规范内涵,各种主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行为在形式上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即宪法保留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贯彻法治原则所要求的利用“良法”发挥“善治”的目的。

  

   2004年,“人权保障”入宪,成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它对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及其相关的姻亲条款都具有指导作用,为这些条款增加了新的规范内涵,即不仅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要保障人权,各种主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行为在实质上也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底线。从规范结构上看,人权条款的逻辑主体是“国家”,逻辑客体是“尊重和保障”行为,逻辑内容是“人权”。根据宪法文本的规定,“国家”是保障人权的主体,负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这里的“国家”应理解为具体的国家机关,我国国家机构中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都是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存在模糊性,并不限于国家机关,还应包括公民和执政党。依据1982年宪法的规定,干预法院审判的执政党、各个国家机关和公民等各种主体都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

  

   在规范结构上,人权条款的逻辑客体包含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两种不同的行为。它们将该宪法条款分解为“国家尊重人权”和“国家保障人权”两层规范含义。首先,“国家尊重人权”中“尊重”的文义是指“尊敬或重视(个人、集体或有关的抽象事物,如意见、权利等)”。[32]对此学界有以下几种理解:第一,在价值层面上,尊重具有强烈的道德属性,表明国家对待人权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体现国家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33]第二,在行为表现方式上,尊重表明国家对待人权主要采用不作为的抑制方式,侧重于国家对人权的不侵害和不禁止;[34]第三,在规范性质上,“尊重”在宪法中产生规范效力,使得国家具有尊重人权的宪法义务;[35]第四,在规范内容上,“尊重”虽然主要倾向于指自由权领域,但在社会权领域,国家同样要承担尊重义务。[36]就审判受限的规范内涵而言,其中蕴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当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审判,来保护包括自由权、社会权这些人权时,干预审判的各种主体都承担着不侵犯、不干涉、不任意介入的宪法义务。例如,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后为法院提供假证,从而干扰法院判案。其次,“国家保障人权”中的“保障”在语义上是指“保护(生命、财产、权利等),使不受侵犯和破坏。”[37]“国家保障人权”的字面含义就是:国家保护人权,使其不受侵犯和破坏。这里的“不受侵犯和破坏”是“国家尊重人权”的内涵,“国家保障人权”包含了“国家尊重人权”,国家所承担的尊重人权义务属于其担负的保障人权义务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自由权还是社会权,都既需要国家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也需要国家履行消极的不作为义务。这在法学界得到广泛认同。[38]“国家保障人权”的规范效力同样会作用于1982年宪法第131条及其姻亲条款,当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来保护包括自由权、社会权这些人权时,干预审判的各种主体还担负着采取保护措施,适当干预审判,促成人权实现的积极宪法义务。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为法院审判提供法律依据,来保护人权。

  

   综上,各种主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是对“审判独立的限制”,这些干预行为必须符合形式和实质要件,就是对“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或称“审判独立受限的合宪性”),它们共同构成了“审判独立边界”的两阶层意涵。

  

   (三)宪法规范意涵变迁后三阶层分析框架的建构

  

   如上所述,以主体为标准划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界限的规范方式,直接从该条款的字面解读,容易模糊主体行为的界限,不足以弥补现实中不断出现的宪法漏洞;而该条款的列举式排除规定的双面含义的挖掘,将对“审判独立相对性”的关注转移到相关主体的行为上来。至此,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规范分析模式发生变迁,形成“审判独立—审判独立的限制—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三阶层模式。(见下图2)

  

   图2 1982年宪法第131条变迁后的规范分析框架

  

   实际上,“审判独立的限制”与“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审判独立边界理论。其中,“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形成了对“审判独立的限制”进行反方向控制。在这一逻辑关系中,法律保留原则是针对干预审判的执政党、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法院和公民,实施形式上的反制约;宪法保留原则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缺漏的补足,是对上述干预审判的各种主体进行形式上反制约的不足所作的补强,更关键的是,补充了对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形式上的反控制;人权保障原则是对所有干预审判的主体进行实质性的反约束。

  

在抽象的价值层面,该图景是1982年宪法中人民主权、权力监督与制约、法治和保障人权投映在第131条规范含义上的一段射程。人民主权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全国人大之下的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制约手段日益多元化,法治日臻完善,人权保障的目标逐渐突显并进而补强人民主权,四者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共同指导性构建了完整的审判独立边界理论。审判独立边界集中体现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价值要素,“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是这四个1982年宪法的价值元素不断叠加和相互博弈的结果。详言之,法律保留原则和宪法保留原则不仅保证了将监督和制约审判的公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来规范,还体现了我国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高地位,以捍卫人民主权;保障人权原则作为所有限制审判的主体所必须追求的宪法目标,既是人民权力分化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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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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