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功能及结构性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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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  

   如上所述,在进入实质性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之后,这一阶段的审查便脱离了具体的案件事实,由联邦宪法法院对被审查对象做出纯粹的抽象性的审查,根据《基本法》对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与否做出终局的判断。在将裁判结果函复申请者时,同一般法院移送法律解释提案的程序一致,由联邦宪法法院直接向申请者递送。另外,这一判断还具有规范性,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须依照联邦宪法法院所作出的合宪性与否的裁判对原程序作出判决。另外,联邦宪法法院裁判的规范性不仅针对法律解释请求主体,而且辐射于全部的下级法院。

  

   六、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现行《基本法》多层次规范审查程序的建立,基本权利的保护与实现在德国变得更为具体和有效,不可否认的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在德国整个违宪审查机制中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双阶段性的结构设计,使得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在适用的过程中未出现案件数量过多阻碍法官审理、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违宪法律之侵犯的情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一大助力。但是借鉴他国此类实践经验时,应当充分考虑相应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制度的出发点,剖析其内在的逻辑基础和价值选择,并结合我国实践做出综合考量。

  

   (一)德国经验与本土制度的差异

  

   就具体规范审查程序而言,被审查对象的范围决定了其必须对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处理,在《基本法》第20条的指导下,具体规范审查程序选择了尊重立法者之意志,要求司法机关、违宪审查主体保持立法秩序之下的谦抑姿态,以维护代议制机关的地位与法秩序的统一。但与此不同的是,由于我国现行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中排斥对法律的审查,故并不存在此种张力,合宪性推定原则及其对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所提出的程序性要求的相关内容不宜为我国所直接借鉴。

  

   被审查对象范围的差异令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内容有着自身的特点。

  

   首先,法官在提请合宪性审查请求之前,应将合法性审查作为第一道筛查程序,当所适用的裁判依据违反法律规定时,不宜将其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下文将针对此做出详细论述。

  

   其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与法律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别委员会,其性质为政治机构,而非司法机关,对于非属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律文件的审查应以维护宪法的至上地位为最高准则,而不宜适用合宪性推定原则。当非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律文件存在违宪之情形时,应当做出违宪之判断。

  

   在借鉴他国此类实践经验时,应当充分考虑相应制度的功能定位和程序性规范的嵌合,剖析其内在的逻辑基础和价值选择,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而将其辐射至实践中。制度的构建始于目的,在经由价值衡量后,各个国家在极为纷繁的宪法文化中选择了某一价值秩序作为指导。换言之,在功能进路的视角下,应当首先思考、确立我国此一制度所蕴含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作为制度构建之隐纲,令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真正适配时代价值与实践需求。

  

   (二)我国附随于具体案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构建设想

  

   从世界范围看,关于诉讼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的构建,美国与德国走在前头,法国经过坎坷也最终跟随,证明合宪性审查从政治性向司法化演变已是全球大势所趋。[72]孙志刚、潘洪斌等案也在不断地提醒我国应尽快启动此类审查程序的构建。虽然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对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间矛盾的处理令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与我国实践的直接适配存在困难,但仅就其程序性内容而言,依旧能够为我国诉讼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的构建提供借鉴。

  

   1.法院直接向合宪性审查机构提出审查请求

  

   有学者认为,允许法官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请求恐有不妥,最高院是衔接两者的最佳桥梁,而且法院系统的案件请示制度为法院间的文件传递提供了清晰和有效的路径,应将案件请示制度与合宪性审查问题的移送结合起来。

  

   笔者以为,当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下位法的合宪性存疑时,应将这一问题移送至最高人民法院,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被提请审查的对象进行审查,进而移送至合宪性审查机构进行审查。[73]如此制度设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避免所受理案件在数量上出现泛滥,[74]将案件请示制度作为整个移送过程的案件筛选机制,在进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终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申请进行初步的筛查,对请求审查的内容做前置性的把握,驳回明显不存在合宪性疑问的审查请求;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立法法》第99条第1款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合宪审查要求的规定,[75]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申请主体与审查主体两者之间的衔接,在经过初步审查后,可请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如此一来,三个主体之间的移送审查程序通过两项现存的制度得以衔接,“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体的合宪性审查与法院司法审查的功能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动的工作机制”。[76]但如若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作为前置性的筛选程序,可能难以实现对案件数量的控制。由于法官的审查请求基于具体案件而提出,德国经验表明,若不限制法官的审查请求权,案件数量依然存在泛滥的可能。法官若任意地行使审查请求权,将与本案有关、但无关公民权利保护及审判结果的法律规范一并提出审查请求,或者在未穷尽合宪性解释的情况下,将仅仅存在违宪可能性的法律规范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都会导致庞大的案件基数。如若缺乏相应的筛选标准,在案件移送至最高人民法院后势必也难以削减,使最高人民法院的负担倍增。所以,在设置前置性的筛选程序时,应着重在第一阶段减少案件数量,抑制法官合宪性审查请求权的行使,仅允许司法过程中发现的必须要审查的、有极大可能(甚至已经可以确定)违宪的、影响审判结果与公民权利的法律规范进入下一阶段的审查程序,尽量缩减案件基数,为后续的筛查排除不必要的压力。

  

   2.在现有学说中增置先决性的筛查程序

  

   如上所述,在合宪性问题移送程序中,通过限制法官法律解释请求权的行使是筛选此类宪法案件的最有效方式。根据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实践经验,我国在推进这一制度时,应当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以实现对案件数量的控制:

  

   (1)被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与判决结果的关系

  

   由于合宪性具体审查程序对法官所任法院的级别没有限制,这便意味着任何一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所适用依据的合宪性存有疑问的法官,均有权且可直接地向合宪性审查机构提出审查申请,对被审查对象范围的限制作为第一道限制性程序,不仅要求法官只能对裁判依据提请审查,并只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它做出的合宪性判断将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时,才可进入实质性的审查阶段。虽然法官有义务基于法律与事实两方面进行阐释,但是全国人大的最终审查结果应当是“抽象的”,即脱离具体案件,只针对被审查对象作出规范性的判断。

  

   同时,法官应当在法律解释请求书中充分论证事实和法律两者间的“决定性”关系,并出示相关的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建议法官提出法律解释请求,但是无权要求法官对裁判依据做出此类处理。当事人的审查诉求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能实现,当然地可以依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2)合法性审查优先

  

   就我国现状而言,目前不宜在构建附随于具体案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后立即将法律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围。法官在审查法律下位的法律文件时,应当先作出合法律性与合上位法性的审查,当存在抵触情形时,法官应按照上位法由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选取符合要求的裁判依据。而在排除被审查对象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议之后,再进行合宪性审查,并在满足程序性要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

  

   (3)法官应明确阐述违宪存在之可能

  

   要求法官在确信所需审查的法律文件违宪时才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请求,意在排除远未达到审查标准的法律文件,法官不得在存有违宪疑问时便向审查机关提出请求,将大量的筛查压力转移至全国人大常委会。诚如前述,合宪性审查权集中模式下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制度功能由其审查对象的性质决定,即对形式法律的审查令这一制度内涵了价值选择的倾向性。相较之下,由于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将法律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制度所指向的审查对象包括大量非立法机关所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以在合宪性审查标准的设定方面不宜直接采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确立的排除“明显可能性”之标准,而应当根据审查对象的性质采取不同的适法性审查标准。

  

   法官在发现合宪性问题后,应当参考有指导意义的案例、著名专家和学者的论说,详尽、全面和具体地针对被审查对象展开存在违宪可能性的论述。同时,标准的设置还应当保障程序的正常运行,即对法官合宪性解释排除的论述义务不应设置的太高,令法官陷入无限解释的境地。

  

   3.增置程序性的适法性要件审查程序

  

   合宪性审查机构应当将对存疑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分为两个阶段,在我国目前现有的程序中增置适法性要件的审查程序。具体而言,对于法官附随于具体案件所提出的法律解释请求,应当先审查其适法性,即审查法官在提出解释请求时,是否已经对必要的裁判依据做出了合法性审查,在确定存疑的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裁决将影响原审案件的判决结果、确实存在违宪可能后再进入实质性的合宪审查程序。在实质性的合宪性审查阶段,审查机构应脱离原审程序中的具体案件,对被审查对象进行抽象审查。

  

   注释:

   [1]参见“潘洪斌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墅大队强制及行政赔偿纠纷上诉案”,(2016)浙01行终45号;“潘洪斌诉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墅大队强制及行政赔偿案”,(2016)浙行申384号。

   [2]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3页。

   [3]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

   [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5]如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张翔:《宪法案件的筛选机制——我国启动宪法解释的技术障碍排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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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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