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功能及结构性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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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  
除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首要目的即防止法官无视立法者之意志。在法官启动具体规范审查之后,联邦宪法法院对法律规范的无效(或Unwirksamkeit)做出具有拘束力的确定之前,法院必须遵守根据《基本法》公布的法律,原程序(Ausgangsverfahren)应当被中止,此时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便成为原程序的一部分,原讼法院不得进行任何一步的决定。在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判结果后,程序方得继续,对被审查对象是否违宪进行裁判的权力被垄断于联邦宪法法院。基于对《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法》以及文献的理解,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必然地服务于立法者防止法院对法律适用之抵抗,联邦宪法法院的存在使现行法律存在着违宪的可能,但基本法第100条设立的首要目的是保护立法者的权威。《基本法》在设立之初,出于防止法官权力的滥用和对违宪文件的擅断设立了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倘若认为法官的“审查权”与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无异、二者均为合宪性审查权力的主体,便混淆了不同阶段、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及意义,有违宪法制定者立法之初衷。

  

   (三)阶段间的移送机制

  

   1.移送机制设定

  

   移送机制作为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的联结程序,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内部的细节设定最为集中的诠释了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制度功能。具体来说,移送机制指一般法院的法官在对法律的合宪性存疑后,其向宪法法院递送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过程。在这一移送机制下,法官无需经由其他法院转送即可直接向州或联邦宪法法院提请解释请求,递交书面的合宪性法律解释请求提案,同样,在宪法法院作出合宪性与否的裁判后,直接向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一般法院递送裁判文书,中间不附加任何程序,请求主体与审查主体之间的递送程序具有直接连通性。这一设计对于宪法的适用和基本权利的保护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40]

  

   2.请求主体与审查主体的直接连通性

  

   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法院若对某一法律的合宪性存疑,在原程序中止后,“如系违反邦宪法,应请有权受理宪法争议之邦法院审判之;如系违反本基本法,应请联邦宪法法院审判之。”《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更为直接的表达了这一点:在一般法院向宪法法院移送法律解释请求法案时,应直接向宪法法院提出。[41]

  

   《基本法》对主体间直接连通性的设计无疑是出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考量。在其他主体介入的情形下,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直接、单项的联系将被复杂化,转变为三个主体、两层移送关系的程序结构。其他主体在移送机制中承担的责任、享有的筛查权力必将加大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难度,为这一诉求增加额外的风险,也将加长这一解释请求移送的周期,给公民和一般法院的法官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构建请求者与联邦宪法法院之间直接性的联结渠道,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与宪法诉愿的共同点,如此,“每个人和每个法官都可以直接并且不经过其他中介地求助于最高的德国法院。”[42]

  

   四、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适法性要件

  

   如上所述,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对于立法者意志的保护与公民权利保护这两项利益的衡平令程序构造呈现出明显的双阶段性,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提出法律解释请求是其中第一个阶段。为了控制解释请求提案的数量,这一阶段内含了前置性的筛查程序,普通法官尤其需要注意确保法律解释请求提案应符合移送机制的适法性要件——“对被审查对象违宪之确信”“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如若未能对上述两项内容细致地做出阐释,未达到宪法法院的审查标准,那么法律解释请求将被驳回。

  

   移送机制的适法性要件是对法官法律解释请求权的限制,具体指其在移送法律解释请求提案时应满足的条件。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2句的规定,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权的行使有两项前提:“法院如认为某一项法律违宪”“该法律之效力与其审判有关者”。《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对此予以了细化:“……理由应直接叙明,即法院之裁判在何种程度内取决于这些法律规定之效力,以及这些法律与何种上级法律规范相抵触。卷宗应同时附具。”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发展中,德国学者将上述两项要求梳理为“对被审查对象违宪之确信”“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并结合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归纳和总结了两项叙明义务的内容、叙明标准等,构成了移送机制适法性要件的主要内容。

  

   (一)适法性要件的争议

  

   就联邦宪法法院的待决案件数量而言,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是继宪法诉愿之后第二类最为重要的程序,[43]相较于宪法诉愿,具体规范审查程序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案件数量控制问题。宪法诉愿程序的优势在于:在案件被提交到联邦宪法法院时,其实际和必要的法律情况已经得到充分的控告和阐释,联邦宪法法院便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诉愿人的请求进行回应和审查。然而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加之法官被禁止对法律进行违宪性解释(违宪审查权为联邦宪法法院所垄断),法官对法律的合宪性存疑时只能依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的规定中止程序,继而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由于这一权力具有不可被质疑和阻碍的正当性,便造成了一种可能——如果必要的话,所有法院都可以提请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违宪性审查,而审查机构着实难以应对如此之多的案件数量。

  

   这里的矛盾似乎难以调和。为了缓解法律解释请求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给自身带来的压力,联邦宪法法院通常将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个阶段只审查法律解释请求的适法性,即确认法律解释请求符合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受理要件。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的法律解释请求才会进入到第二部分实质性的审理程序,即由联邦宪法法院对被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做出裁判。有数据显示,从1951年成立到2017年底,联邦宪法法院对法官法律解释请求的回复率仅为36%。[44]自《基本法》违宪审查制度运行以来,通过对法官法律解释请求权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颇为理想地规避了案件数量所造成的风险,解决了法律解释请求数量过多这一症结。

  

   有德国学者并不赞同《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认为联邦宪法法院这一做法是在故意提高程序的可受理障碍,即便是无意,也在某些情况下将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推向无限解释的境地,极大加大了法官的解释义务,从而破坏了法官对法律之遵守以及削弱了民主立法机关的权威。这明显与程序目的不相容。[45]

  

   违法性要件的存在并非没有依据。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判例中,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有利于(维护)严格审查“之于裁判重要性”这一要件的两个论据。[46]第一个论据是联邦宪法法院管辖权的从属性/辅助性(Subsidiarität der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原理的要求。[47]所谓“权力的从属性或者辅助性”,指法官法律解释权的适用仅限于针对判决生效所依据的法律,即被审查对象必须是原程序的裁判依据。这是对法官提请法律解释请求范围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虽具有合宪性审查之职能、超乎一般法院的庞大权力,但其司法机关的本质不会因此发生任何改变,故对立法者意志的干涉应当有限度,这也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职能之一。[48]“防止立法者意志被无视”这一制度目的不仅体现在合宪性审查权被垄断于联邦宪法法院,也体现于管辖权辅助性原理。此原则虽然在联邦宪法法院法的条文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并不完整,此处表达的不完整性不影响其效力。[49]宪法法院通过灵活的解释和运用这一概念,将其适用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从而创造了相当大的程序操纵空间,这使其可以提前审阅法官的解释请求,也为其拒绝审查请求提供了可能。[50]第二个论据是宪法司法效能保障原理的要求。[51]每次提交法律解释请求,对原程序的判决便会被推迟,根据这一原理,法官必须尽快结束诉讼。法律解释请求权的行使必然意味着审判程序的中断,为保障诉讼程序能够尽快结束,法官的此项权力将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

  

   (二)适法性要件的内容

  

   1.“对被审查对象违宪之确信”

  

   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法院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法官如果对规范的合宪性存在疑问,则必须根据法官对法律的义务形成自己的信念并适用规范,或根据第100条寻求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故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法官必须阐明其认为法律违宪的理由,这是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前提之一。

  

   法院对被审查对象违宪理由的阐释不受更高级法院判例的约束,法院须自行形成确信,并且自行阐述其作出合宪性解释的不可能性(标准)。由于更高法院判例的约束是一种想象意义上的约束,所以不能将之用于以其法律解释请求来启动对于其更高级法院的宪法审查。[52]

  

   如果法院认为法律规范只是在具体解释中与《基本法》相符,那么它必须以此对其决定的解释为基础,并且不得通过具体规范审查程序诉诸联邦宪法法院。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的要求,转介法院应详细审查法律情况,并考虑到文件和判例法中提出的与本审查对象相关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涵盖各种解释可能性与其他措辞用法下的多样性解释。因此,必须始终以合理的理由讨论和排除宪法解释的明显可能性。[53]

  

   2.“之于裁判的重要性”

  

   “之于裁判重要性”(Entscheidungserheblichkeit)作为法官提请法律解释请求的受理要件之一,其法律基础是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法院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而该法律之效力与其审判有关者,应停止审判程序”。联邦宪法法院法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规定:“(法律解释请求)理由必须阐明,法院的裁判取决于这些法律规定的效力程度,以及该法律与哪些上级法律相抵触,同时应当附卷宗。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惯例,这一要件要求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对于原程序来说必不可少,原程序的判决结果必须基于联邦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判,[54]即被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将直接影响提起规范审查请求的法官对原程序做出不同的判决结果。

  

   “之于裁判的重要性”不仅要在法官提交法律解释请求时存在,也要在联邦宪法法院对审查对象做出是否违宪的判决时存在。如果“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变得飘忽不定,法院必须要在合理的时间内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否则法律解释的请求将不能再被接受;提案中某些情况改变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原程序中原告对权利保护需要的消灭,可能会导致这一条件的缺乏。[55]具体来说,这一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法官阐释的主要内容

  

这项裁定所需的审查要求在主要程序中对争议的案件进行充分的澄清,不仅在法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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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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