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功能及结构性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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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  

  

   相较于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和宪法诉愿,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有着明确、特殊的制度定位,其制度功能以防止法官无视立法者之意志、保护公民权利免受违宪法律的侵犯、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为核心,指引着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规范架构及权力冲突的解决。若由立法者之期待——制度功能出发,程序性规范的机构与设置无一不围绕其展开,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在当代德国宪法秩序中既有自身完整的规范性内容,又与《基本法》中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宪法诉愿结成了一个圆满的环,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多数国民意志得到充分尊重、宪法案件数量得到充分控制下得到了周延保护。

  

   三、双阶段性之结构

  

   所谓双阶段性,指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界分,一般法院与联邦宪法法院“合作”完成针对某一具体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联邦宪法法院享有的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裁决垄断权”:为了防止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查过程随意的忽视立法者之意志,有且只有宪法法院有权做出关于法律违反宪法的裁决,对审查对象进行终局性解释并做出规范性裁判的权力为宪法法院所“垄断”;而“消极”,指联邦宪法法院不能主动的介入一般法院的裁判过程,若一般法院无意在某一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启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联邦宪法法院不得擅自启动。所以,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由一般法院启动、联邦宪法法院裁判,并通过移送程序完成两者之间的联结,整个制度体系以上述两个主体为基础,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

  

   (一)阶段性程序内容

  

   1.一般法院提出解释请求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第一阶段指由一般法院法官中止具体案件的审理程序、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启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的规定,[23]德国任一级法院的法官均可直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并且第80条明确地排除了案件当事人的启动主体资格,故申请阶段的启动主体有且只有法院。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的规定,向联邦宪法法院提交法律解释请求的权利及义务主体仅为国家法院,教会的法院和私立的仲裁法院无权提出这一请求。[24]

  

   由法官作为这一阶段的启动主体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特点之一。在德国规范层面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中,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1/4以上的联邦众议员提起,且这一范围是封闭的,禁止通过类推的形式进行扩张;而宪法诉愿作为对抗公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特别的”“非正式”的法律救济途径,[25]其提请主体是具有基本权利能力的“任何人”。[26]不难看出,法官仅作为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请求权主体,除此之外也再无启动其他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这便为上述三种程序提供了清晰的界限。

  

   另外,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制度内容设置围绕法官的解释请求权展开,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是整个程序的起点。具体案件中法官可以针对何种规范提出解释请求、法官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具体条件;在法官按照规定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后,联邦宪法法院的筛查流程、针对解释请求做出的裁判形式、裁判的发布与适用,等等,这些构成了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主要内容。恰如德国学者所说,“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更好的表述是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27]此处必须指明的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解释请求独立于诉讼程序当事人对法律无效的指责(Rüge),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主体只有法官并且不受当事人之强迫。[28]

  

   将法官作为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唯一的启动主体,并非故意忽视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违宪法律文件的控诉,而是出于对违宪审查程序内容整体性的考虑。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的授权,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权既是权力,也是一项宪法义务,法官无论是适用违宪法律文件抑或怠于履行自己的审查请求义务,均是违宪行为,而不仅仅是违背了《联邦宪法法院法》中所规定的义务内容。因此,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不作为将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并允许当事人在穷尽救济的情况下提出宪法诉愿。

  

   2.宪法法院审查受理

  

   在一般法院法官启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后,法律解释请求将通过移送机制被直接递送至联邦宪法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将对提案的适法性要件和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逐一进行审查,联邦宪法法院对合宪性审查权的消极垄断与适用即为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第二阶段。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的规定,具体规范审查的主体包括联邦宪法法院和州宪法法院,两者的受案范围间有着明确的界分:若法官认为联邦法律或州法律可能与《基本法》相抵触或认为某一州法的合联邦法律性存疑时,此类提案由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查,只有当州法与该州的宪法存在抵触可能时,才由州宪法法院审查。

  

   另外,双阶段性在宪法法院的审查程序中也有迹可循。由于一般法院和宪法法院功能的界分,在对被审查对象的审查过程中,宪法法院针对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适法性要件[29]和对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审查是相互独立的。在完成对移送机制适法性要件的审查后,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提案才能进入实质性的审查程序——对被审查对象是否违宪的审查。如此,宪法法院内在的审查受理程序也衍生性的具有双阶段性的特征。

  

   (二)阶段性权力配置

  

   关于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双阶段性应当进一步明确的是,此双阶段仅指在程序的运行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界分,先由一般法院启动此程序,进而移送至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查,但不能将这一特征理解为合宪性审查权力的分散性与阶段性划分,即违宪审查主体有且只有宪法法院,一般法院并无违宪审查权。而在对德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的解读过程中,德国学者往往将“法官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解读为“每位法官都具有审查权”,[30]“通常的说法是,法官具有审查权,但是没有决定规范不予适用的权力,后一种权力为联邦宪法法院所垄断”。[31]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对于法律法规的审查权,从总的方面是由宪法法院和一般法院分别行使的,但是他们的审查权及其管辖范围和性质是不相同的。”[32]笔者认为,虽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共担“审查权”之名,但在实质上,一般法院的“审查权”有着独立的权力来源、目的和内容,不能将其与宪法法院的审查权混为一谈。具体来说,二者的权力存在着如下区别:

  

   1.一般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审查权之缘起

  

   一般法院的“审查权”来源于法律解释请求权的限制性要求,是行使法律解释请求权/义务的前置性程序,联邦宪法法院在规范层面上的违宪审查权来源于最初的法官审查权(richterliches Prüfungsrechte)。“具体地说,就是审查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法规和命令是否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并且有权宣告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和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33]在违宪审查权确立之初,德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联邦宪法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关,是否有权干涉立法机关之意志?德国有学者认为:“宪法法院的设置不符合人们所描绘的法院在国家结构中的构想,主要原因在于宪法法院要对法律的合宪性和宪法机构之间的法律争议作出裁判”,[34]出于对分权原则的恪守,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主体地位成为了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活动的阻碍。

  

   令联邦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并非1954年基本法首创,在魏玛宪法中已经出现由单独的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雏形。在1923年之后,最高法院开始(谨慎且秘密地)如何限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过分行为却又不否决政治决策的难题:到底法院能否审查法令是否符合宪法,以及在何种基础上合宪性可以得到讨论。[35]然而,最高法院并没有根据其审查的权力而开展行动,这种权力在假想的裁决中开始实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决策很可能是在等待国会对司法改革的提议——来自学术界的争论,包括司法审查之可能性的最终决定。在共和国期间,政治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到了与纳粹专政存在着极大不同的西德,才做出来关于司法审查的决定。

  

   魏玛宪法中对于联邦高等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具体被规定在第13和第19条,但德国学界对于这一“危如累卵”的观点的讨论并未成型,导致这一制度未能得到有效的实施。魏玛共和国破灭后,随着基本法对魏玛宪法违宪审查理论的继承和莱布霍尔茨成为联邦宪法法院的第一任法官(虽然在此期间理论上依旧存在着争议),但是由特定的法院审查法律是否合宪这一观点已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事实。《基本法》颁布后,德国学界对“宪法法院的规范审查活动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一种”这一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一方面规范审查活动并非是政治性的;[36]另一方面,“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也不管法官的规范审查在联邦德国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其显然都可以归类于司法审判活动的三种主要功能中的一种:裁决争议、提供法律保护、法律审查”。[37]

  

   如上所述,宪法法院在规范层面的规范审查权来源于司法审查权,并具有相应的合宪性基础,而一般法院的“审查权”与此不同,不但不具有终局性、规范性的特征,还具有着独立的权力来源,更为确切的表述是,义务来源——法官行使法律解释请求权的适法性要件。联邦宪法法院在判例中对《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法院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的规定作出了更加细致的解读,指出“如果法院有可能对其裁判而言具有重要性的规范提出一个合宪解释,从而可以避免对该规范的违宪性做出确认的话,法院就不能提出法律解释请求”,[38]而后,法官应对提请审查的对象优先做出合宪性的解释和确认成为法律解释请求提案适法性要件之一,法官在提请联邦宪法法院对某一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之前,必须已经排除了现存可能的所有合宪性解释。[39]所以,一般法院法官的“审查权”并非是一项权利,更为合适的表示是,法官在做出法律解释请求前应尽的一项义务。这一点将在下文予以详述。

  

   2.“义务性”的审查权力与合宪性审查权力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法官的“审查权”具体体现为对于裁判依据合宪性解释的排除、违宪的内心确认,并在请求提请的文书中进行详细的阐释,这一义务的良好履行并非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而是确保审查程序能够顺利启动。在不能对存在违宪可能的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情况下,法官需中止程序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处理,出于司法效能的考虑和要求,法官希冀顺利启动审查程序,在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结果后尽快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做出处理。这表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防止出现冲突判决等违宪审查的制度意义不是法官重点考量的内容,而由联邦宪法法院所承担。在制度意义的完成上,德国一般法院的法官是在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义务,提高司法程序的审判效率,与违宪审查意义层面的审查权的设立目的存在着区别。

  

就具体规范审查制度的设立意义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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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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