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没有法律的秩序——华南一个民间收债个案的调查和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6 次 更新时间:2007-03-12 10: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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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对华南一个民间收债个案进行调查,描述了一种没有法院的纠纷解决机制。这种非正式解纷机制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且行之有效,即在私力救济框架下,债务人存在合作倾向,最终导向没有法律的秩序。就本文考察的民间收债而言,国家与社会达成默示的共谋,国家对私力救济适“度”的政策正是公权力通过私人实现社会控制的技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已。——《国际歌》

  

  2000年初夏,一位朋友的朋友就一宗拖欠汽车修理费纠纷向我咨询,他很关心打这场官司要花多少钱,需长时间,最后能否追到钱。我的解答无法令他满意,他声称,“还是叫四哥帮我收吧。”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所说的那位行走在法律边缘的民间收债人,并对其十多年来实施的民间收债发生了兴趣。他为他的朋友(的朋友)收债,我作为律师替客户追债,我们到底有多大区别?他为何轻易就竞争过我这样一位“大律师”?人们为什么选择他,而不选择律师和法院?这种没有法院的纠纷解决如何运作?此后不久,一位学者到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录制节目,主题是“私了的代价”。 在驱车回程途中,他的车与另一辆车发生轻微碰撞,对方欲报警,他提出:“我们私了吧”,经二分钟交涉向对方赔付200元。这位学者便是我的老师,一位研究民事诉讼和司法制度的专家,在刚刚谈完“私了的代价”后,便在个人纠纷中选择“私了”的解决方式。

  上述事件的戏剧性冲击,令我把目光凝聚于私了、民间收债等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并最终定格于私力救济问题上。对私力救济的研究,我尝试从收债个案入手,期望从一个侧面展现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面貌,通过私力救济的广角镜透视纠纷解决和社会秩序,并连接到司法和法治的各个方位。[1]本文则聚焦于民间收债的田野调查,只作简要分析。

  

  一、调查过程、方法和目的

  

  主要调查对象陈鸿强,[2]外号“四哥”,1965年生,汉族,已婚,东门河街人,自1989年从事民间收债至今。其他调查对象有:东门广发汽修厂老板陈林,陈鸿强曾经的老板和好友;其妻王娟,其雇员李世荣;陈鸿强马仔阿明、硬仔;收债曾租车的司机刘斌等。调查共进行五次:2001年7月20-23日,2002年2月2-8日,4月28-30日,5月5-8日,以及7月24-27日。调查方法以访谈为主,我与陈鸿强相处累计20余天,谈话深入到他从事的50余宗个案,并对其他参与人、以及当事人、证人作过访谈。对陈鸿强访谈时,钟金成、陈林、王娟、硬仔、阿明多次在场。对王娟的调查主要涉及广发汽修厂拖欠款及追收事项,该厂雇员李世荣等在场。本文呈现一定的口述史风格,但为避免重复不采取问答式叙述,而以一定技法对有关内容进行归纳。二是作为旁观者直接参与陈二次收债行动。三是个案分析。四是文献收集与阅读,包括调查对象所处地域经济、社会、法制情况、以及国内外有关民间收债、私力救济的文献等。

  通过调查,我希望了解∶陈为何选择民间收债;他怎样拉客户,通过何种手段、依托何种力量摆平纠纷;委托人有何特征(性质、社会结构、文化水平);选择民间收债的动机是什么,为何不愿寻求司法救济,为何不找其他收债人;陈如何接受委托;是否使用证据,证据如何收集、准备、提出、交换、对质和评价,证人是否出席;双方争辩通常采取何种样式,是否使用强力并导致冲突升级;收债是否有一定的习惯;和解与强制收债比例如何,双方合意如何达成;债务人为什么合作;收债的成本、收益、耗费时间;收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国家能否有效执行禁止民间收债的法律,进而国家真的要禁止吗,等等。我将依托实证资料细致描述该收债个案的过程—事件,并通过与法院程序运作的对照,[3]来揭示民间收债行动内在的逻辑(如果有的话)。

  

  二、地区背景

  

  陈鸿强所在东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带,1985年撤县设市,3年后升为不设县的地级市,现辖32镇区,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52.61万,外来人口500多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东门经济以年均20%的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之一,基本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定位为以国际制造业名城为特色的现代化中心城市。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578.44亿元;工业生产值1308.9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5.49亿元;全年预算内财政收入12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8.16亿美元;出口总额189.89亿美元,外汇顺差62.88亿美元,1996-2001年外贸出口总额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三;金融机构各项存款1458.65亿元;工商企业和个体户16.37万户,其中外资企业13612家。河街系陈主要活动地,1998年被评为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镇”,面积126.1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8.6万,外来人口31万多。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32.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9.6亿元;财政税收2.63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07亿美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71.49亿元;出口总额11.63亿美元;3000多家企业中,外向型企业1183家(其中台资企业330多家),民营企业1000多家。[4]

  正是在这种现代化背景下,陈从事着一项自然演进的传统型职业——民间收债。在东门,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国家正式制度发达,但在正式纠纷解决制度夹缝中也生长出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之一便是本文调查的民间收债。考察民间收债,可将东门市及河街镇法院纠纷解决情况作为参照背景。东门市法院2001年受理各类案件21281宗,审结20178宗,诉讼标的金额23.2亿元。其中受理民事、经济案件11988宗,审结11368宗,诉讼标的金额16.3亿元;受理执行案件6569宗,执结6100宗,执行标的金额6.9亿元。河街法庭系1982年组建,1985年增1人共3人,1992年增2人退1人,2000年增1人,2002年增2人共7人。7位在编人员中,审判人员4人,书记员3人,其中大学本科2人(2002年分入)大专3人,另有零工7人。1996年搬入镇政府拨付使用的六层新办公楼,建筑面积2600多平方米,在全国法庭中办公条件居上乘。1992年至今,基本每年被东门市法院评为先进。2001年受理各类案件1123宗,结案1103宗,其中受理民事案件274宗,经济案件428宗,执行案件403宗。案件80%以上适用简易程序;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合议庭通常也只是挂名;调解率低于20%。

  

  三、为什么选择民间收债?

  

  之所以选择民间收债,陈鸿强如是说:

  我在广发汽修厂工作时,大概从1986年开始为老板收债。87年开始帮别人收债,都是一个人行动,最初仍出于朋友义气。二年后,有些事搞不定找人帮忙,也开始收费。93年业务发展快,有5个马仔,96年文化最高的阿勇退出去做生意,其他人至今未变。人虽不多,但要用人即刻可叫到几十人,而收债从未用上这么多人,一般就是1至5人去收。

  可见,陈走上民间收债道路首先是职业发展的自然过程,有相当的偶然性。

  第二,陈从事收债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调查地许多人把民间收债视为一种提供追债服务的行业,民间收债事实上形成一个市场。这是一个自然演进但为国家禁止的市场,一个买卖双方缺乏信息沟通平台、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一个总体说来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之市场,一个收债人相互竞争并在某种意义上与正式纠纷解决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竞争的市场。1989年以来,陈收债业务一直很多,表明市场需求充分,社会需要它。本研究虽属典型调查,但却非极其特殊以至于纯属“地方性知识”不可对比。事实上,在东门乃至全国,民间收债都极为平常。从同业概况来看,广东的收债人很多,仅东门河街就至少有20多位,故全市可能有300余家民间收债人。[5]其规模一般不大,只有极个别势力较大,也有人请司法、政府官员追债[6]。目前尚无证据发现该地民间收债人形成黑社会组织,东门法院有关数据显示,因非法手段追讨债务引起刑事案件每年只有2、3宗,且通常与黑社会有关。黑社会也代人追债,但民间收债人专门收债,他们之间有明显界线。类似于陈鸿强这样的收债人基本上就未因收债引发刑事事件或民事纠纷。

  第三,陈从事民间收债也有赖于自身条件。他貌似张飞,面带杀气,留着小胡子,颇有些“江湖大佬”的味道,有可能镇住债务人。自然条件构成其职业资本的一部分,文弱书生显然无法从事这种以威慑和交涉为手段的职业。而陈又无其他特长,文化程度低,没有适当的替代性职业选择,故长期以此为业。

  收债人文化程度(参见表1)普遍较低。[7]这不但影响陈等人的职业选择,还直接制约收债事务的开展和样式。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文化程度低对业务接受、交涉谈判、甚至签收文书等方面有不利影响。佛山A公司欠东门B公司5.3万元,B委托陈追收。2002年2月,陈带4人收债,经交涉A公司答应付款5万元了结,当场给陈开支票,但要求陈书写结清货款的保证,陈写了几次A公司财务经理都说不对,后回来由债权人书写盖章,送回A公司时拿回支票。另一方面,文化程度低在某种意义上又提升其威慑力,因为在普通人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看来,文化水平低常与粗鲁、野蛮相联(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进而,文化较高的人不仅清高以至不屑与文化低下之人纠缠,且尊贵以至畏惧与之打交道,故选择快快了结纠纷。

  

  表1:陈鸿强民间收债人员表

  姓名 外号 出生时间 籍贯 文化程度

  陈鸿强 四哥 1965年 东门河街 小学

  陈忠明 阿明 1970年 东门河街 初中

  方达兴 硬仔 1973年 东门河街 小学

  王明华 阿华 1975年 安徽安庆 小学

  郭辉根 阿辉 1975年 安徽合肥 初中

  李仁勇 阿勇 1970年 江西赣州 高中

  

  四、纠纷类型、接受事务与当事人情况

  

  陈鸿强14年间每年收债平均不少于20宗,1993-1996年每年不少于30宗,近几年相对较少,至2002年7月共收债约290余宗。其收债无任何文字记载而无法作规范的抽样调查,但我仍借鉴抽样原理,对陈收债事务依年次大致抽样,[8]每年3宗,正式收债第一年即1989年5宗,自2002年1月1日至7月30日所有事务9宗,共50宗,其中我参与2宗。这50宗样本基本上可反映他收债的情况。

  陈收债事务中,货款纠纷超过六成,借款和租金纠纷各占10%,侵权纠纷占6%,其他纠纷5宗。参见表2。

  表2:纠纷类型一览表

  类型 数量(宗) 比例 细化的类型

  货款纠纷 32 64%

  借款纠纷 5 10% 自然人之间借款3宗,自然人与组织之间借款2宗

  租金纠纷 5 10% 拖欠房租4宗,租车纠纷1宗

  侵权纠纷 3 6% 因打架的人身侵权2宗,侵犯消费者权利1宗

  其他纠纷 5 10% 拖欠企业承包金、企业转让金、汽车修理款、追收“二奶”盗取的款项和赌债各1宗

  追收“二奶”盗取的款项[9]属刑事和解,但亦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除追赌债不合法外,上述纠纷皆在法院受案范围内,不合法事务比例仅占2%。[10]故陈接受的事务与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有一定可比性。[11]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类型更广泛,陈收债事务类型相对单一,原因主要是:他从纠纷解决实效性出发,只关注能快速、便利、成功解决的情形,故业务集中于债务纠纷,其中货款、借款、租金纠纷占八成以上。对找不到债务人、法律关系复杂、难以追收的情形,一般不接受。

  尽管陈收债以赢利为目的,但并非凡有利可图皆一概接受。从纠纷类型可见其业务选择的迹象。大致有30%的情形他不接受委托。他一般当场作决定,有时需进一步核实证据,故从委托到接受平均需1.5天。这一过程大致相当于法院的审查起诉。[12]拒绝的情形:一是没有道理决不接受,如敲诈即陈所说“故意搞人家”,可见“盗亦有道”,何谓“道”则取决于陈依朴素正义感和源于生活经验的直觉之经验判断,这种判断通常有效且实用,陈便是借此途径接近正义。二是没有单据的通常不收。三是难度大的不收,包括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即陈所说“搞不明”的事,也包括对方实力强、有钱有势有名气的情形。曾有人介绍1000多万的债务,但因对方有黑社会背景,陈不敢接受。至于是否有道理、有难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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